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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仁贵看到杨星交出资料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国内许多官员在最近这一波房地产热潮中表现出的种种丑态。自从国内开始商品房改革后，这几年国内地产市场非常火爆，诞生了一大批地产富豪。而这其中，作为审批地产项目的官员无疑执掌着相当大的权力，想要发财一定要摆平当政官员，是不少地产老板的同感。
而许多官员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和不良地产老板沆瀣一气，上下其手，在地块招投标中大做手脚，收受巨额贿赂和回扣不说，还以个人和亲属名义疯狂购买紧俏房源，或囤积居奇，连上幼儿园的孙子房子都准备好，或炒买炒卖，把房价炒得老百姓无法高攀。
这几年房价连连上涨，京上广等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了当地普通百姓承受能力，“蜗居”、“房奴”等说法不胫而走，算得上是一大民怨，而地产商无疑成了最被口诛笔伐的对象，就连国内地产老大星华地产也遭受无妄之灾，屡屡被指责是推高房市的黑手。
星华地产高层对此很是无奈，自认集团秉着大老板杨星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涉足开发高档住宅、别墅和商业地产项目，销售对象都是国内豪富和海外成功人士，就没开发过针对普通市民的商品房，现在这纯粹是遭遇池鱼之灾。可民间反应这么激烈，总部也不敢掉以轻心，生怕星华地产运作中出现问题。就仔细追查开发和销售各个环节，结果本身没查出多少问题，却牵连着揭出了国内不少地方官商勾结的地产黑幕。
按照杨星以前的想法，这些查出来的资料只当是个存证。不到必要时绝对不会拿出来，因为这牵涉太广，容易犯众怒。可如今国内对手连自己的命都想要，他也就顾不上什么大局观了，专门挑出跟司徒信背后那尊大佛一系有关官员黑材料，径直送到了文仁贵案头。
杨星向文仁贵表示，其实不用他刻意去收集这些材料，实在许多地方官员吃相太难看。很多事情稍加打听就能发现。其实想要揭露这些官商勾结的勾当很简单，因为房产证必须用身份证登记，现在国内房地产管理逐渐正规化，房产登记和档案管理都采用了微机处理。想要查出官员名下挂着多少套房子，将计算机信息来个全国联网，通过联机查阅数据库就能简单解决，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毕竟数据信息采集工作量更大的身份证数据库和银行征信系统都建成了。
可吊诡的是。从地方到中央，几乎无人对此问题开口，主管部门更是一直视若不见，几次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议案也如石沉大海。就是因为其中牵涉面太广，既得利益者顽固阻截。导致各方都抱着不想得罪人的态度，才让地产界黑幕如此沉重。
文仁贵对此也知道些。以前没一下挑开，就是有“顾全大局”的因素考虑。但现在杨星提供的资料上详细把每一个官员包括老婆孩子在哪里有几套房，用的是几张假冒身份证等问题都一一列举出来，已不单只是地产**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登记公民信息真实性与否的大漏洞，要知道伪造身份证可是大罪，这些人肯定还勾结公安系统的警员做了手脚才能一人购买多套房屋，难怪最近网上称他们为“房叔”、“房姐”的传言满天飞，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而通过对地产市场的顺藤摸瓜，杨星提供资料中引出另一桩大案无疑更让文仁贵愤怒甚至恐惧。在对司徒信一派人物调查中，杨星把他前世中捅破天的大案和建设领域一些公共设施营建项目一联系，发现果然历史惯性依旧，那些人依然是胆大包天，杨星也就没必要留着这个护身符，一起抛给了文仁贵，那就是国内许多官员挪用国家社保资金对外投资，重点就在“金桥银路”上！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企业保险”制度，在城镇国营企业中实行从摇篮到坟墓一条龙由国家大包大揽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让许多人对铁饭碗羡慕不已，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差别和人人平均分配，个个贫穷的大锅饭社会，引发民众怨言不断。
改革后，我国开始调整社会保险模式，由企业办社会转变为国家统筹，实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适应国情的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保险体系。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目标，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先由市、县级统筹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改革也开始启动。与此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主要开展了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扶贫运动。
1993年后，围绕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而国内加强了社会保障立法，在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前提下，通过国务院一系列行政法规的出台，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力保障国企平稳改革，促进了社会稳定。去年国家又将社保制度范围扩大到农村，着力解决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薄弱问题。为此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涉及养老金计发、农民工社保、农村低保、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等多个方面。
中央对于新型社保制度非常重视，视其为国家基石所在，其中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每一个缴费者的“保命钱”，更是通过法律要求社保账户专款专用。目前我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达1.8万亿元，其中地方社保占据主体地位。
但由于制度和观念的滞后，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法规对地方社保进行规范，加之全国社保对地方社保不存在监管与隶属关系，一些“有心人”就盯上了这笔数目庞大，又短时间内不会集中使用的”闲钱”，地方社保资金突破国家所规定的投资范围，涉足高收益投资领域，产生高风险导致重大损失的案件屡屡发生。
1998年以来，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基金160多亿元，现在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可杨星这次提交资料中显示仅上海一地，可能涉嫌违规挪用、侵占的社保资金就高达百亿元，涉及的上海大小官员，包括市级领导有数十人在内！如果是真的，将是建国以来少有集体贪腐大案。
面对这个结果，连一向温和的文仁贵都出离愤怒了，心生起“杀光这群贪官”的念头。但他毕竟是一国总理，冷静下来后，对杨星表示，这件事无论是出于杨星私心还是公义，他都会一查到底。这件事太大，为了等会向一号首长汇报，之前他还想听听杨星此案具体细节。
杨星当然不会说我早就知道上海社保大案的结果，按图索骥倒推回来寻找蛛丝马迹。他先用和曾经的上海第一富豪，现在沦为阶下囚的朱紫宗恩怨谈起。当初朱紫宗伙同江浙一带富豪企图染指中星集团，被杨星狠狠反击了一把，不但把他的家业搞垮，还顺便狠宰了一刀他背后江浙一带以“金桥银路”为代表的半民间，半官方的富豪们。
他在调查这些承包路桥的老板时就发现，不少人原先是做庄股市或期市翻船后“神奇”复活，通过收购许多收费路桥再次飞黄腾达，这从商业角度来看几乎不可能，因为路桥建设投资巨大，一向是国企盘子里的菜，开放政策之前，国内公路历来以国营主体“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建设，在引进外资和民资的背景下，才发展出相应的BOT和TOT模式。
BOT就是杨星当初向山城政府推荐修建轻轨交通的方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政府。TOT方式则是将现有已建成的设施转让给投资者，国营主体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建设。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项目的建设过程，避开了BOT方式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矛盾，同新建项目相比，风险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与愿违的是，在高速公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强势干预，黑箱操作，公开公平竞争环境难以形成，“民营化”实验迅即成为官商勾结的场所，高速公路等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演变为权贵资本融资工具，案例频发。
上海社保大案起因就是几个路桥老板先是利用关系低价取得几条高速公路和大桥的收费经营权后，采用BOT或是TOT方式挪用建设资金，虚增建设成本，最终收买政府官员延长公路收费年限，继而干脆直接贿赂官员在建设期间用项目名义从金融和社保机构套出大笔资金投入其他领域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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