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热河西狩，携妻带子大逃亡

《南京条约》后的第十二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廷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它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清廷严拒。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这次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自以为是的天朝和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了。在当时的欧洲，在30年战争结束并签订了《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后，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当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外礼仪的冲突。早在乾隆时候，英国就派出特使马戛尔尼前来中国商议派驻公使的问题，但因为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吃了个闭门羹。如今，洋人旧事重提，他们要将公使派驻北京与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礼、实行平等外交；而且这些洋人还要觐见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清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不要说当时的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不知道这种国际惯例，即使他们知道，也是断不肯接受的。在他们想象中，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岂能随意觐见至高无上的天子？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因此，互派公使绝不可行，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是，可怕的夷人还是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张牙舞爪地来了。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上天津，陈兵津门，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在外国军队的压力下，咸丰只好答应谈判，最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该条约在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清廷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这便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朝廷一些大臣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咸丰对此也很不满意。

但是，自恃坚船利炮的英法两国并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们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进京换约，而是派舰队经白河强行入京。由此，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战役中，过于轻敌的英法联军遭遇重创，清军共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2艘，英法军队伤亡400多人。

这下事情闹大了。一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战舰和运输船200多艘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这一次，清军没有续写辉煌而是连战连败，僧格林沁亲王所率的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西撤通州，随后天津陷落，北京门户洞开。

这一年的六月，天象不吉，荧惑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称之为“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鉴于清军的孱弱、京城难保安全的形势，僧格林沁密奏咸丰说，清军恐怕难有取胜英法联军的把握，当下之计，是请求咸丰以“巡幸木兰”的名义前往热河行宫，暂避洋人的锋芒。

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带，这里离北京有200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早在康熙年间，这里便建立行宫，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消闲度夏的胜地，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避暑山庄”。在热河以北约400里的地方设有围场，每到秋天草叶枯黄、野兽肥壮的时候，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们前去围猎，称为“秋狝”（今河北省围场县）。

僧格林沁关于“巡幸木兰”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咸丰快快离开北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去罢了。咸丰对此心领神会，随后便将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给朝廷的王公大臣们讨论，希望他们能顺着僧格林沁的想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当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的话，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