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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王铎自告奋勇，到江陵指挥唐军征剿黄巢起义军，谁知被义军杀得大败，王铎败退到襄州。不久，王铎灰溜溜地回到长安，被李儇痛骂一顿，免去了王铎的宰相一职，改任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办公。
卢携见王铎被贬，狂喜不止，趁机写了奏本，谈了自己对征剿大齐、沙陀等反对势力的看法，认为应该剿抚并用，以抚为主。
李儇看了卢携的奏章，认为在理，就降诏提出了与大齐进行议和谈判的政策，李唐群臣希望通过和大齐的议和，腾出兵力先消灭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沙陀兵。
诏书首先表示了对民变问题的严重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书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书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书反复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李唐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民变首领们将破格被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盗匪”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书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士兵，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和他的五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书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书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农民抗击“盗匪”的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
李儇下决心剿灭黄巢起义军，因此开始勤政，李唐朝廷有了一丝生气。李唐政府的复苏使它能建立从黄河地区开始的针对义军的有效防御。洛阳曾因义军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这时庞大的防御工事已准备好了，十几万唐军在洛阳周围进行布防。这些准备使黄巢袭击洛阳的想法很难实现。
黄巢收到李唐诏书后，轻蔑一笑，对大齐众文武说道：“呵呵，李儇这小子，和我玩起了议和游戏，好专心对付沙陀兵。这次我就满足李儇的心愿，因为洛阳防守非常严密，我军干脆改弦更张，主力不向洛阳一带集结，而是到江淮，尽全力消灭高骈的主力！”
大齐主力东指后，因远离京师，李唐君臣额手称庆，认为黄巢的威胁似乎正在消失，开始讨论来自北方的强大的扩张主义者沙陀突厥的威胁。
就在李唐实施新政策有眉目时，卢携突然中风，一病不起，不能行走，请假在家养病。卢携在内挟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倚靠高骈的军事力量，加上唐僖宗对他极为宠信，所以专制朝政，政事无论高下都出自他的主意。现在病倒了，精神不好，政事由他的亲吏杨温、李修裁决，贿赂公然而行。宰相豆卢瑑没有什么才能，一直附会卢携。另一宰相崔沆对政事时常有一些建议，常为卢携所阻遏。
不久，蔚朔等州总指挥官李琢奏告朝廷，称有二千沙陀兵来降。李琢当时统率十几万兵马驻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同讨伐沙陀军。李克用派遣大将高文集据守朔州，自己率军到雄武抵御李可举。赫连铎派人游说高文集归附李唐，高文集逮捕李克用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人均投降于李琢，开城门迎接李唐官军。
李克用闻报大惊，哀叹道：“这次李唐和大齐议和，将其主力北移，对付沙陀。看来，沙陀和李唐势必有一场大战，如果沙陀战胜，则可以保住代北；如果战败，则前功尽弃，我等死无葬身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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