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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追歼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薛岳据此，电令各纵队沿途大修碉堡，切断红军供给，想重施江西故伎，困死红军。
3月21日，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和晏道刚等。蒋介石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野心勃勃，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盲目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
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的决策是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他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以为红军再无回枪之力。
蒋介石对吴奇伟部在遵义之役的失败，余恨未消，撤换了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之职，由甘泗初继任；对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仅撤职留任。身为指挥官的吴奇伟由于得到薛岳的力保，只记大过了事。唐云山事后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薛岳有偏心，赏罚不公，他的九十三师比五十九师损失小些，凭什么只对他如此处分。
在贵阳公馆，蒋介石和陈诚、晏道刚、薛岳等会商。薛岳借机痛陈王家烈的种种罪状，要求中央撤换王家烈的军政职务。
原来，自从进入贵阳后，薛岳便把心思放在如何挤走、挤垮王家烈，好取而代之，当“贵州王”。他派人四处秘密收集王家烈如何在贵州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材料，尤其是王家烈纠结粤、桂、滇系搞所谓联省自保的反蒋行动，同时，他还派人收买王家烈属下的黔军各师长，搞分裂、瓦解黔军、迫使王家烈下台的行动。
薛岳此举正合蒋意。结果，王家烈不仅丢了贵州省主席的职务，还失去了对黔军二十五军的控制权，最后落得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被彻底赶出了贵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老政客吴信忠为贵州省主席，将二十五军五个师编入陆军编号或非陆军编号。这样，盘踞贵州多年的地方势力派从此被驱逐。
可以说，蒋介石借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二鸟”的阴谋，虽然他妄图聚歼红军于黔北一带的罪恶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然而，唇亡齿寒，蒋介石对付王家烈这一“阴招”，让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等西南的军阀对中央军都保持了警惕。
不过薛岳也有难受之处。蒋介石到贵州后，实际上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他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做主。更难受的是，若不如意，蒋还会耳红脸赤骂个不停。
当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后，薛岳一时摸不清红军的动向。29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说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30日，周浑元急电，说红军似有偷渡乌江模样。
这一情况很出薛岳的意外，颇感惊慌。他请示蒋介石后，火速调第七纵队李韫珩部，由遵义昼夜兼程赶赴乌江以南养龙站线，接第九十三师残部防务。
原来，蒋介石在贵阳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指挥红军向东回师，已于3月21、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向南，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经枫香坝、沙土直指乌江南下。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与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月31日在大风雨的黑夜，乘竹筏南渡乌江，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全部丢在乌江北岸。
红军渡江后，在牛场集结，佯攻贵州息烽城，并继续南下，4月2日在黑神庙、湖水场将李纵队五十三师的阻击部队击溃后，分兵两路，一部经开阳、修文、龙里间向贵阳南进，一部向瓮安、余庆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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