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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一经发行，立刻就位戴震博得了极大的名气。
刨除掉因为经济基础在逐渐发生改变导致的意识接受外，最大的原因还是源于文化圈文明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东西方的宗教氛围完全不同。
是以，二十多年后即将在北美土地上签订的、被欧美奉为圭臬的北美独立的宣言，即便传到了大顺，在大顺士大夫阶层里的影响力，可能都赶不上传教士带过来的过时的天文学知识。
开篇那句【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就会直接水土不服。
怎么就【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了】？
怎么就不言自证、不证自明了？
这边的士大夫不能接受另一个文化圈宗教传统和封建传统下的不言而喻，或者说两边“不言而喻”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既然不能不言而喻，那就只能从过去的圣贤道理中撬。
怎么撬？
这就需要先把已有的东西砸碎了、揉碎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从过去的圣贤之言中，拼凑出来一个全新的。
戴震其实自己也说的明白，他在江南成名之际，就做过一个比喻。
说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考证学、声韵学，这些东西，就像是抬轿子的轿夫。
而坐在轿子里的大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大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哲学、义理这些东西。
那么，由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数学这些东西构建起来的新义理、新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直接关系到谁来做这个“大人”，或者说，谁的思想来做这个“大人”。
刘钰搞得新学一派，是不教“义理”，或者说是不搞“上层建筑”的。
只是单纯地“器”，学的都是天文地理数学物理这些基础知识。
但这些基础知识，又塑造了经济基础。
刘钰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自己真正笃信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纯是造反的学问；而他期待，这个有大顺改造后不一样的时空中的儒生，会自己搞出来一套上层建筑。
这种情况下，儒生体系的一部分新生代，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新学学问的一些世界观，也就开始尝试构建一种全新的、否定宋学甚至汉学而直接追古，阐释六经来达成现实目的的学派。
这个学派的经济基础，是此时大顺已经正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初步工业革命的江南。
而这个学派试图构建的上层建筑，第一步就是通过考证、天文学、数学之类的学术，把过去的上层建筑推翻。
把“轿子里的大人”，换个大人。
戴震做的这个比喻，在儒学界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源于他这个比喻问题很大——是轿夫决定了大人？轿夫换了，大人就换了？
比如说，天文学里的左旋说是错的，那么是不是说与之相关的宋儒伦理学，也是错的？
实际上，这在大顺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点。
甚至不只是大顺，还包括整个儒家文化圈。朝鲜国那边开始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是源于朝鲜这边的贡使，在京城接触到了新的天文学、地理学学问之后，开始思考的。
因为，文化差异、宗教氛围差异之下，这边不是很重视【不证自明】、【不言自重】；而是相对来说，其实更重视【道】这些东西。
思潮的出现和改进，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前人铺路。
大顺特殊的情况，使得这个前人铺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百年。
明末顺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直接给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狠狠一击。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包括阳明学，《大禹谟》里面的虞廷十六字，都很重要。
所谓宋儒取而推明演绎虞廷十六字，迨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
噫！抑孰料其乃伪也乎？
一群大儒，对着一本魏晋时候伪造的“上古文章”，不亦乐乎，搞出来一堆的东西。
也包括心学。
尧舜禹相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其实，阎若璩的证据和逻辑，漏洞还是不少的。
但在明末顺初的特殊环境下，这件事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直接打击宋明理学体系。
阎若璩的心态倒是比较“书呆子气”。
他觉得，【或谓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的确，我轻议、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但这是小罪。
曲改圣贤的学问，胡乱编造圣贤的意思传于后世，这才是大罪。
我有小罪，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认为自己做得对。
而当时的情况，或者说，政治环境，是很诡异的。
当时大顺搞了自己的一套实学体系，压制儒生。
顺带，因为剃发易服上表一事，把衍圣公降为奉祀侯。
甚至把孔夫子的地位，从师圣一体给拽了下来。
当时的政治环境，在真正的儒学子弟看来，极其危险。
谁知道大顺下一步要干啥？
说好了保天下，得了天下之后，这和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啊。
在那种让儒生感觉到危机重重的政治环境下，阎若璩这么搞，更是火上浇油。
以至于江南大儒，如毛奇龄者，全力攻讦阎若璩。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
为啥？
因为【吾惧《大学》之错，《国风》之**，《古文尚书》之伪，后人必有藉帝王之势而毁其书者，吾故论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因为大顺这帮人，明显对儒生不信任，你这时候给他们递刀子。你这是准备让他们搞一次焚书坑儒？
万一对面借着这个刀子，把儒学整个都毁了呢？你阎若璩就是千古罪人，你可不是小罪，你是滔天大罪。
哪怕你考证的结论是真的，你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
甚至于其实相当反对程朱理学的颜李学派，在这个时候也是慌了。
李塨也说【今人辩《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即可行世……今人驳《尚书》不己，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己，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
怕啥？
怕阎若璩开了这个风气，最终【扬矢周孔】。
一旦开了口子，只怕有人一路往下搞。你以为你搞了《尚书》就结束了？
只怕有人要把刀子，一路插到周公、孔子那。
六经里，《乐经》失传了，还剩下五经。你这直接朝着剩下的五经之一开火。
你搏出了名，别人会不会也跟着学？
你能反《尚书》，而成名。
你阎潜丘做的，别人做不得？
别人为了更出名，反不得孔夫子？反不得周公？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说！其实知道这本书是假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朱熹自己都知道这是假的，但重要吗？
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思想，是正确的。明知道是假的，也未必不能用。
而他能用的根源，是因为这是六经学问，而不是因为这是对的。
但伴随着大顺逐渐稳定下来，明显继续沿着一个传统王朝的道路往下走，并没有出现儒生所恐惧的政治氛围后，这件事的意义就又不一样了。
一方面，大顺对儒生的攻击、羞辱，到此为止。最多也就是汉高往儒生帽子里撒尿这种程度，甚至还不到。
另一方面，大顺用羞辱的方法，让很多儒生自发为大顺辩经，极力证明大顺是正统、而我们这些儒生和被大顺羞辱的那些软骨头儒生不一样。
后续大顺的做法，也是有点和稀泥。
一方面，大顺支持阎若璩，以此打击理学，获得道统。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认定了《古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是伪作之后，继续用，也没有说因为这是假圣经就不用，仍旧是官方认定的六经内容。
在这种大环境下，整体上又都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也就自然引发了考据学的发展。
既然连《尚书》的一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是违背圣人本意的？有多杀东西是夹带私货的？
加之旧学已破，而且是破的非常彻底的那种破——天文学、地理学、考证学、史学等等，都在不断轰击宋儒旧学，已经是千疮百孔。
可新学一直立不起来，始终没办法整出来一个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指的是既要离开性理学的逻辑模式；又要做到符合儒学精髓；甚至还要尽可能指导现实，这是很难的。
是以，也就引发了一场类似于“文艺复兴”的运动，通过直抵先秦学问，来追寻圣贤真理，而不是去看被后人扭曲改动的东西。
这种追求先秦学问的方式，又出现了两个分支。
一个，是求形，全面复古，克己复礼。
另一个，是求义。
以井田为例。
是追求井田这个制度？
还是追求井田背后的意义？
王道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这就又引发了另一种关于王道的思考。
通过去除后世的解读和曲解，直达圣贤的原始文献，若取其义，关键就在于王道。
那么什么是王道？
有人认为，【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六经所载的学问，其实就是当时遂民之欲的方法。
就是说，体察民情，探究百姓到底想要什么、达成他们的要求，这就可以算作是王道了。
吃饱。
穿暖。
能读书。
过年能吃上顿肉。
没有兵荒马乱的威胁。
没有外敌入侵的屠戮。
这样，王道备矣。
其实到了这一步，如果能让这种思潮成为主流，或者说创造这种思潮通行所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那么儒学改良就剩下最难的两步了。
实际上，这一步不难。明中晚期，就有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难点主要还在于后面两步。
哪两步？
怎么通过逻辑演绎，把这种“达情遂欲即王道”的想法，由道、天理、气、太极这些东西，演绎出来，并证明这确实是天道、天理、气所想表达的东西？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则还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问题。
怎么防止把正常的达情遂欲，不要变成极端享乐主义、极端自利主义？人心充满欲望？
怎么确定什么是“合理的人欲”，什么是“不合理的”？怎么解决这种个人需求的“度”的问题？
克己复礼。
应该克己到什么程度？
哪些算是应该克己的范畴？
哪些算是正常的需求表达？
那我想当皇帝，行不行？那我想有一亿亩土地行不行？那我想高买低卖赚取利润行不行？
这种所谓的“合理的达情遂欲”，是否还需要身份等级需求？
我有钱，我就愿意建大房子，行不行？
我有钱，我就想穿明黄色的衣服，行不行？
我是商人，我不是举人，但我就想有举人那样的权力行不行？
我是女人，我想看书写字甚至考秀才，行不行？
等等、等等，简而言之一句话：要不要规定，什么级别，可以有什么样的欲？
底层的欲，只能是吃地瓜，超过吃地瓜，就是逾越了正场的人欲？
秀才的欲，可以吃大米，超越了吃大米，就是逾越了正常的人欲？
还是说，从人欲的角度上讲，皇帝和贩夫走卒，其实都是“人欲意义下的平等的人”？
实际上，这两步是非常难走出去的。
第一步的逻辑构建，本身就很难了。因为包括大顺树立的永嘉永康学问，这一步还是没构成一个崭新的体系，完成一整套的构建。
第二步就更别提了，必然会被卡住，没法往下推演了。
而这一次的从以食物喻现实的文章，算是大顺改革开始后的新生一代的另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本身，就是瓦解之前捆在儒学身上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桎梏。
彻底解构、撕碎之后，试图重建。
有些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碎，甚至可以打得粉碎。
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打不碎的。
看上去宋学理学、心学的很多东西，好像是在明末顺初的思潮变革中被打碎了，但实际上已经浸润到了整个体系之中，无处不在，很难在原本的窠臼中突破最难的两步。
所以一些新生代儒生，与刘钰搞出来的实学体系配合，不管是为了搏名也好、野心也罢，总归是搞出来这么一个撬动了旧体系的一丁点东西。
由这一套东西继续往下延伸，也就注定了【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这种不言而喻所引出来的启蒙思路，是无法在大顺走通的。
最后多半是殊途同归，但归可以同，路肯定不能那么走。
前者是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造出一种理所当然的造物主的天理，然后人人信服。
后者只能是砸碎旧的东西，把旧的理所当然的天理粉碎之后，才能获得正统，人人信服。
前者是因为这样是对的，不言而喻是对的，所以大家都要信。
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后者是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永恒的，所以有些东西是错的。
世界不应该是原本那个样子的。
时代是变化的，发展的，古之圣贤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经书上的东西，是当时最合理的工具？还是其本身就是神圣的？
如果只是一种工具，那么这东西也就没什么神圣性，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保证圣贤的内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