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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的改革，其实逼疯了很多人。
孟松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不是刘钰一直在等待的、期待的锐气的、热情的、浪漫的、冲动的、改变世界的青年。
甚至他们这一整代人，都不是。
更不要说他们的上一代。
这不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
他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迷茫、痛苦、扭曲中，为大顺王朝的墓穴，挖下最后一抔土。然后做一个样板，告诉天下人，“牧民”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最后的理想主义牧民者，只能去原始地区干点啥。
正如他们上代人的使命，是传承明末的恐怖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最后一批对那个黑暗时代还有深刻印象的儒生。
最后一批对那个差点神州陆沉的时代印象深刻的儒生，对此时的大顺而言，意义在于“我们愿意为避免那种黑暗再现，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代价可以被讨论的时候，主动的变革才有可能。
他们的上一代人，和上上代人，给出了答案：我们为避免那种黑暗再临，宁可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
浸润宋儒数百年的读书人，被神州陆沉的绝望感逼着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这是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
沉重到，这个代价的等价物，可以是十二亿亩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是几千万人口、可以是天下的六十万生员、甚至可以是科举制度。
在那个时代，儒生对王安石的态度，就能见端倪。
混乱时代，反对王安石的，都不是在说王安石，而是在用影射学，影射王阳明——以一人而易天下之学，于是天下崩溃，北宋亡大明亡，主要是反对王安石搞一家学问，用荆公新学改变天下思想。
混乱时代，支持王安石的，也都不辩经说王安石其实是王道，而是带着王安石用申商之术压根不是王道的默认，直言我们宁可选申商之术易天下之学、宁可全天下都用荆公新学的教材统一思想，也不想现在这样。
换句话说，上代儒生中的激进派，宁可放弃王道、也几乎等同于儒生放弃儒学作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到孟松麓这一代，即便他们是经过言传身教仍旧对明末危亡留有最深重的记忆，可终究那一切已经过去太久了。
曾经在国破族亡危机之下紧密团结的各派，在大顺上升期，分裂了。
或者说，分裂的还不够彻底，王道派还有霸道派的残留、霸道派也有王道派的影子。
或者说，分裂的过于彻底，导致没有残留和影子的人，要么跑到了传统那一边、要么跑到了新实学这一边。
以至于当初的变革派的正统继承者，被夹在了中间，左右摇摆，浑身难受。
一会儿，王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有点不地道。
一会儿，霸道涌上心头，觉得大顺这么做，可也行。
摇摇摆摆，往前走也难受、往后退还难受、一动不动仍旧难受。可偏偏又不肯放下天下只管自己，恐有一股子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头却不知道道在哪。
这要是不疯，才不正常。
结果就是刘钰经常嘲讽他们，但真等到檀香山这样的事情到眼前的时候，还非得找他们这群“不知道该往哪走的理想主义者”。
总体来说，权哲身比孟松麓幸福多了。
权哲身来松苏转了一圈，之前的痛苦都解了——合着恩师李星湖的担忧，都他妈是杞人忧天啊？均田制瓦解、高利贷出现、土地交易，最终尽头这不就是松苏？那担忧什么呢？
毕竟，朝鲜国的儒生，没有思考“天下”的资格，只需要考虑自己国家的那点事就行。它可以做天下的一部分，但不可以去定义什么是天下。
天下不是国家，又是国家。
天下是一致的道德。
天下是具体的所有制。
天下是主流的宗教。
天下是具体的生活方式。
所以，实质上，松苏模式，某种程度，算是“亡天下”的。
但难受之处在于，这种“亡天下”，似乎并不差。
这个区别，其实朝鲜国的儒生也明白。只不过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大顺的军舰开到釜山之后，朝鲜国的儒生，其实已经丧失了谈论或者定义“天下”二字的资格。
通过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就能大致去理解，天下、国家、朝代之间的区别。
大明万历二年，朝鲜国贡使团来大明朝贡，恰逢王阳明从祀孔庙这件事。
朝鲜贡使团的书状官许篈，对于王阳明、王安石从祀孔庙的事，大为不满，他认为大明已经亡天下了。
【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
简而言之，如果不把王安石从孔庙里扔出去、如果继续让王阳明进孔庙，在朝鲜人看来，中国人就变成达子了，他们才是中国。
所以，如今，当大顺强迫朝鲜开埠的时候，朝鲜国很多儒生，就认定大顺是“蛮夷”了。
刘钰不懂儒学，也不会辩经。
但他可以指着朝鲜国的鼻子讽刺，说他们和锡兰国更像，没人敢反驳。
因为大顺的军舰三天两头在朝鲜国周边晃悠，于是朝鲜国内部，早就发起了一场自我避险的蚊子狱，最后得出了一个官方共识：其实大顺是中国。
听起来好像挺搞笑，大顺起义军、驱鞑虏，而终有天下，是不是中国，难道还有疑问吗？
现实就是在儒生界，真的有疑问。
然后等着大顺下南洋、舰队越造越多的时候，这个疑问在大顺内部还可以存在，但在大顺周边是不准疑问的。
因为，内部是否有疑问，那是学派之争，是影射显学里的“管仲”到底仁不仁的争论。小问题。
而在藩属有疑问，这句话几乎等同于跟天子说“吾欲取而代之”，或许未必是征服，但朝鲜王做天子，大顺皇帝做藩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可，正所谓，武器堵不住人的嘴。
刘钰随时可以指着朝鲜国的鼻子骂，说他们更像锡兰，包括朝鲜王在内，没有人敢正面说刘钰纯属放屁，你们大顺是达子，我们才是正统。
但私下里，是否这么想，那就难说了。
所以，这就是改革派儒生群体存在的意义——天下这个概念，如果不想瓦解，还是需要改革派儒生搞出一套全新的东西。
也所以，孟松麓很难受，很迷糊，很茫然，有点快要被逼疯了，因为他们身上不止背着大顺的核心省份，还背着整个天下，儒家的天下。连王安石、王阳明入孔庙，都涉及到是否是亡天下的争论，况于此时大顺进行的种种改革。
权哲身则觉得未来无限好，自己找到了救国之路，老师的担忧看起来并无意义。他的老师选择让他们这些激进派跑到大顺，也就证明他们已经放弃了那些扯犊子的争论，故而学到手即可。
于是，当两个人各怀心思喝到一定程度后，以箸击节，唱了两首古诗。
权哲身一丁点都没有“多歧路、今安在”的困惑；一丁点也没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茫。
却唱了一曲李太白的名篇：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拔剑四顾，茫然吗？
一点不茫然。
松苏的今天，就是朝鲜的明天。
多歧路，今安在？
将来怎么办，迷茫吗？
一点不迷茫。
兴国公已经给他指明了道路，不要在山中看山，看不明白的。去远处看看松苏，才能明白松苏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路在哪？去南洋看看南洋的稻米、看看锡兰的商埠、看看纵横的商船，那些东西并没有藏着，只要走过去就能看到。
于是剩下的，便只要看懂了之后，等一个机会。
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机会。
茫然无存，只余希望。
而看上去，仿佛即将离开长安城的张博望、仿佛即将离开洛阳城的班定远、此时此刻理应豪情万丈、彼时彼刻当须志在万里的孟松麓。
按说正是该慢慢豪情，唱一曲乘风破浪。
然而却是在酒后，失败主义情绪满满。
自己拔剑四顾，心态茫然。
自己迷迷糊糊，歧路在前，不知去从。
于是唱到：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
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掷争低昂。
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
美人四向回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
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双燕栖虹梁。
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
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
日月星辰的运行自有规律永不停息，自然规律又岂是盛夏必需的桃席与蒲扇所能阻挡？
自己跟着先生折腾了许久，曾经**满满，到头来连老师自己都放弃了淮南的尝试，不得不向松苏体系妥协。
这世间，经济运行、土地归属、人民穷富，或许真的有规律可循。可这些规律，却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自己学派的这些人，在淮南折腾了这么久，最终就像是那试图留住夏天的桃笙葵扇。
当夏天过去，葵扇还有何用？
自己这些人，被刘钰找到去檀香山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檀香山比较原始，所以自己学派的这一套，在其看来才有可能成功。还说松苏的学问太先进了，在那种原始地方水土不服……
天行有常，四季变化，自己自小学的这一切、自小笃信的东西，到底是天道？
还是只不过葵扇，只是恰恰处在夏天。而现在，夏天要过去了？
或者只不过是炭灰，只是恰恰在冬天。而现在，冬天要过去了？
死灰弃置参与商……自己所笃信的、所研读的，是不是在将来的某天，也会被弃至参商？天下越富庶，天下越要亡，这种隐藏在内心的苦闷，无处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