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转自乔信明将军儿子的博客，根据纪实文学《血色军团》整理。在这里转发，供大家了解红十军团的前世今生！！！

偏师挥戈，拉开长征序幕

博古召见，寻淮洲瑞金受命

1934年7月初，夜幕笼罩，战马嘶鸣。

在福建连城通往江西瑞金的山间小道上。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手持火把，正在匆匆地行进着。

队伍急速前移，火光随风摇曳，黑暗中宛如一条飞舞的火龙。

这支队伍就是连日来正在闽西同敌屡战的红军第七军团。几小时前，他们突然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十万火急电令：立即脱离战斗，火速赶回瑞金。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年轻的一个军团，它的组建源于1933年9月的黎川之战。

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申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百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点。

蒋介石为“铲除中央苏区”，第一步棋便是要夺下黎川城。

为此，他派出了陈诚的三个精锐师――北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推进。

大敌当前，要不要守黎川城，**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左图）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则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黎川前线军事负责人肖劲光赞同**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然而，**和肖劲光的意见丝毫末被考虑。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敌周浑元三个师兵临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个星期，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却全被博古调走，第十九师赶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参加硝石战役，肖劲光麾下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员。

肖劲光（左图）是一位有着多年战斗经验和丰富阅历的将领。他1920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2年转为**党员，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1930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很快认识到**的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

眼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知道惟一的选择便是撤离。

不日，肖劲光在无法“死守”的情况下，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退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

肖劲光这迫不得已的撤退，却被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斥责为“不战而弃”，“仓皇撤退”，“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而《红色中华》更是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肖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

不过，斥责归斥责，曝光归曝光，在七十人抵挡三个师的严峻事实面前，若要“问罪”肖劲光，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肖劲光被召回瑞金接受任务。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奉命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所领导的闽赣军区为基础，组建红七军团。

1933年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师就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师长周建屏;二十师为闽北红军，师长黄立贵;二十一师是建黎太警备区的红军;师长由肖劲光兼任。

红七军团组建后所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钳制金溪方面的敌人，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黎川外围据点游湾。

游湾位于抚州东南，驻有敌军主力两个团，周围集结有敌军十几个师，而红七军团这时只有第二十一师在江西，兵力总共只有两千余人，还不到敌人的两个团。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攻取游湾，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是中革军委的命令，不打不行。

11月10日上午，红七军团被迫向游湾发起攻击。敌人获悉游湾被攻，急令金溪之第四师沿金抚公路出援。红七军团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然而，中革军委仍要他们坚持到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再向敌人发起总攻。

战斗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坚持到了第三天，部队已减员过半，而敌人却增派了飞机和装甲车助战，结果，阵地被突破了。游湾一战，肖劲光非但没有“将功补过”，相反，又吃了一个败仗。

黎川失守，游湾失利，接连两次“败绩”，肖劲光终被“左”倾中央领导者找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借口。

1934年1月4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肖劲光实行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气氛逼人，在中央苏区还是头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一阵口号后，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游湾战斗“丢伤兵”。

公审前，军事法庭并未进行预审，所以肖劲光不知何罪之有。

读毕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可说。肖劲光大惑不解，当众为自己辩护：“从黎川失守到游湾战斗，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毛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游湾战斗失败，现在为何又以黎川失守为题呢？”

执行主席又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继续辩解道：“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得住?况且，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原告插问道。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即使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又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武装的敌人……”

肖劲光理正词严，大会执行主席无话可问。

至于丢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辩解：“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了三百余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这三百余名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我部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经肖劲光这么一说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时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最后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肖劲光被判刑，红七军团领导人也随之作了变更。寻淮洲继续任军团长，乐少华接任政委，同时调来的还有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

几个月前，蒋介石鉴于连续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特地请来了德**事顾问赛克特为他出谋划策，发誓要消灭红军，踏平中央革命根据地。

……

在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之后，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调集了五十万兵力，一百余架飞机，从东南西北四面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与此相反的是，在**内部，**的领导地位已被完全排斥，"左"倾领导人完全控制了中央各部门。

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把持下，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

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让敌人踩蹄苏区的一寸土地"，"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以堡垒对堡垒"等一整套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

……

一路上，军团几位主要负责人各有各的猜测与困惑：“回师瑞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在他们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是日晚，军团的领导意外地受到了中革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那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接见。

李德（左图），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在作战中被俄**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魔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1919年，加入德国**后，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过情报工作，并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格奈尔。次年春，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受派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李德动身来华时，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他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到中国东北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上海，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联系上了，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并与**临时中央有了联系。

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识。他请求李德担任**临时中央的军事顾问。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博古和张闻天又提出要李德同行前往，以军事顾问身份到中央苏区工作。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电告莫斯科，并得到了批准。

不过，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李德本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

的顾问。然而，他一到瑞金，便在博古、洛甫的极力推崇下，总揽“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几项大权，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这也难怪，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要独揽大权，只好仰仗这位“洋顾问”了。这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独断专行。

……

博古时年二十七岁，年轻、俊秀，身材修长，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看起来颇有点温文尔雅的样子。他说:“对于这次行动，党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派你们到蒋介石的腹心地区去行动，任务是艰巨的，但你们必须努力做到:

“第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第二，最高度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第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第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对于这次行动的预定计划，军委考虑: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七军团于7日晚由瑞金出动，约12日到达连城之北，在该地域相机协同红二十四师突击连城之敌。在向永安东南前进中，应相机消灭敌人第八十师及第三师一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应与独九团取得联络，然后经尤溪之东，约于25日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并即侦察北渡。第二步是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迸，当经过古田、屏南、寿宁时，应与福宁各属及政和游击队取得联络，并应巩固这一地区，尽可能与我闽北的部队特别是建甄河西之五十八团设法取得联络。在到达浙境后，应与我红十军保持经常的联络，8月中旬，七军团应抵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同时应派出别动队在广大的地段上破坏敌人的铁路，并在有利的条件下，七军团得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是要在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你们的行动得依情况的变化由军委的电令决定之;如联络中断时，则应独立机断地行动。"

稍顿，博古又接着补充道，"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央已令红九军团专程由江西东进到闽中北地区护送你们，届时，希望你们与九军团保持不断的无线电联络。"

……

彭德怀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支援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这样，可收一石数鸟之效。

周恩来也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军人闽部队。

遗憾的是，这些证确的建议却遭到了博古、李德的严词拒绝和指责。

博古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结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样也被拒绝了。

……

会议结束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给红七军团发出作战训令和政治训令，并一再强调，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深人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你对这次任务怎么看严领受任务回来的路上，政治部主任刘英（左图）故意拉着粟裕走在后头。见政委乐少华走远了，便急不可待地问道。

粟裕（右图）皱了皱眉头，说：“要命!”

更深的话粟裕不好往下说了。他心里十分明白，在红军已经全面被动，战斗力已十分弱小，中革军委又指挥失当，而蒋介石已在军事上占有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红七军团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

1934年7月6日，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全军将士精神抖擞，戎装待发。

出征前，军团在瑞金叶坪召开誓师大会。**、周恩来等

中央领导检阅了队伍，朱总司令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红军是中国**领导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人民的利益，保卫全民族的利益。我们用什么来保卫呢?我们有**的领导，有全国工农大众和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的拥护，我们手中有枪杆子，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我们要宣传**的主张与政策，动员民众起来革命，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和屠杀人民，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我们坚决为抗日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军队一枪不放，把三省退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又调集百万大军来打我们**、红军。蒋介石不抗日，我们红军去抗日!"

总司令慷慨激昂的讲话，铿锵有力，激起大会雷鸣般的掌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等口号响彻云霄。

是日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披着星光，在苏区人民的依依惜别声中，告别红都瑞金，旌麾东指，踏上了新的征程。

粟裕困惑:红七军团难以完成的使命

北上皖南，迢迢千里。六千人的队伍，绵延十余里，逶迤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等率红九军团，专程由江西石城东进到闽中北地区，护送抗日先遣队北上。

红九军团同红七军团一样，也是中央苏区红军中组建较晚的一个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是一支机动部队，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领会较深，运用自如，常以少数兵力牵制一个方向的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着兄弟部队在另一个方向取得胜利。因此，曾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

……

先行出发的红七军团，按照既定计划，部队将沿闽浙取道北上，所过之处大部分是白区。……虽然正是盛夏，田野却沉寂得像苍茫的冬日。往日根据地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竟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此情此景，寻淮洲、粟裕、刘英等几位年轻的军团领导的心情是极其复杂和沉重的。特别是粟裕，身为参谋长，似乎比谁都清楚此行的吉凶莫测。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6年加人中国**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班长。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连指导员。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同年4月，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同**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从此，粟裕加大了建立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行列。

……

粟裕没有进过专门的军事学院学习，井冈山时期向朱、毛学打仗的经历，是他全部战争思想的--＆网--和基础。正如粟裕自己所言：“我跟随**、朱德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

自南昌起义到赣南星火，经过两年频繁征战，不满二十二岁的粟裕，身经数十战，多次变换职务。他不仅诣熟和胜任基层军事和政治领导工作，还相当自觉地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同全局联系起来，特别注意从军事战略角度理解最高指挥员的决策，从而富于主动精神和创造性地执行了各项战斗任务。更重要的是，他这种独立思考和通观大局能力的形成，使他具备了一个指挥员出类拔苹的优秀素质。

1930年12月，粟裕升任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参加了建立和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一时期，粟裕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许多重要战役和战斗，并相继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第二十师师长兼政委直至军团参谋长。

……

对于向蒋介石的腹心地区闽浙赣皖进军，宣传抗日，创建新的根据地，粟裕是有想法的。前途险恶，他不在乎，可军团几千人的命运他不能不考虑。

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是正确的，……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红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人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此其一。

其二，就兵力而言，红七军团在休整朔间，虽然突击补充了两干多名新战士，加上中央派遣的一个随军工作团，全军团共约六千人。但这六千人中，非战斗人员(如军团直属的运输连、卫生队、担架队以及保卫局、供给部等)就占了两千多。

在武器装备方面，红七军团虽然在东线作战缴获甚多，但此时已全部上交，因而装备并不好。从数量来看，仅有长短枪一千多枝，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不少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及迷惑敌人的假枪假炮，如“机关枪”，就是用红毡包裹的涂上锅灰的毛竹管。就质量而言，也十分低劣，全军团仅有的一千多枝长短枪，一部分还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连“老鼠仔”(当时对扳机的俗称)都没有，而长枪又大多是些毛瑟枪、单粒快，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仅有的六门迫击炮，不仅射程短，威力不大，而且相当笨重。……仅中央交付红七军团携带的一百六十余万份宣传品就有三百八十余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用具等，总共多达五百余担。……部队超负荷，行动笨重，它再也没有原来精锐了。

其三，先遣队领导核心中的状况也不能不使粟裕感到担忧。按照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保持原有的军团领导体制，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是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参谋长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刘英被排除在军事委员会之外。

寻淮洲，湖南浏阳人，十五岁投笔从戎，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北伐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1927年，调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了著名的秋收暴动，后随**艰苦转战井冈山。1928年加人中国**。在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机智勇敢，屡建奇功。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十八岁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以后相继任红二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红一方面军二十一军军长，至1933年6月，升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年仅二十二岁。因他身材瘦小，被中央苏区红军誉为“神猴子”。

寻淮洲是在艰苦的革命征战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然而，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将领是不可能受到信任的。他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也很难有所作为。

先遣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中。他们两人都是……是王明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曾洪易，（注：后成为叛徒）江西万安人。1923年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任南昌第一届团地委秘书。1925年赴苏联留学。30年代初回国，正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之始，是王明上台后派到赣东北的**中央代表。

在赣东北，曾洪易伊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标榜自己“百分之百的正确”。积极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主张，全面否定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完全以“左”的标准来衡量赣东北的工作。

……

在赣东北省党的“一大”后，省委、省苏和红十军在组织上几乎完全处于曾洪易的控制之下，从而有助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赣东北得以全面推行。

革命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左”祸。1932年3月，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等大加赞赏，并于当月27日发表了《肃反宣言》。随之，赣东北的肃反严重扩大化。

……

肃反扩大化，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自杀，它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赣东北的群众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曾十分沉痛地说：“当时的肃反扩大化，起了从内部搞垮苏维埃的作用。”

人民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赣东北，好端端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曾洪易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不到两年时间，险些被断送。

中央代表曾洪易如此，政委乐少华又如何？对于乐少华，粟裕更是早有领教。

乐少华，浙江镇海人。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加人中国**，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在上海**中央秘密机关负责无线电部门工作。1932年3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革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5月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同年秋，任红三军团七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6月，全军整编，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至此，回国不足三年时间，便平步青云，身居军团政委要职，完全是一副少年得志、风流满洒的派共。他和曾洪易一样，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谦虚谨慎，倚仗自己吃过红肠面包，蛮横专断，极为霸道，丝毫也不把寻淮洲、粟裕、刘英等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将领放在眼里。

粟裕第一次见到乐少华时，是在欢迎他就任军团政委的大会上。那天，粟裕刚从战场满腔热情地赶回来，就是为了欢迎新政委。到会场后，见乐少华正在夸夸其谈，便靠在门口静静地听。军团长寻淮洲见粟裕回来了，兴冲冲地出来打招呼，询问战况，刚交谈儿句，乐少华便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屁，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一点起码的尊人之道都不讲。

还有一次，粟裕带部队阻击问江西进犯的敌第四师李默魔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部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军团长寻淮洲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没有作声，粟裕认为他默许了，刚转身要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屁，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粟裕被迫停止追击。当晚，中革军委来电批评不追击一事，乐少华却拒不承担责任，而粟裕则除了挨中革军委的批评之外，还被乐少华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并因此长时期地受到限制和监视。

想到此，粟裕的心情更加郁闷。在决断一切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军团三人军事委员会中，“左”倾错误政策执行者三分天下有其二：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妄自尊大，颐指气使，伊然一副“钦差”相；政委乐少华冷酷暴躁，霸道专横，滥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瞎指挥是他的一贯作风。军团最高决策层有此二人一唱一和，身为军团长的寻淮洲自然显得势单力孤，束手束脚。在这种情况下，日后行军作战是进是退，是攻是守，意见如何统一?这些重大的、需要快速作出决断的军事决策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军团的前途和命运，也是粟裕最为担忧的。

粟裕素以理智和谋略著称。事情的发展果不出其所料。

7月19日，红七军团出征不及半月，进抵白区永安。军团最高决策层便在是否攻占永安一事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永安，别称燕城，位于福建中部偏西，东南临大田，西接连城、清流，南毗漳平、龙岩，北与三明接壤，地势险要，是沟通闽西北的重要山城，也是敌掩护主力"围剿"中央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据点。……

针对这种情况，寻淮洲主张攻取永安，并找到乐少华和曾洪易，召开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

……

寻淮洲的话被乐少华打断：“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什么灵活机动地处置，全是他妈的鬼话。**的别跟我们讲这些大道理。这些大道理我们难道不懂，还用得着要你来教？”

寻淮洲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他抑制着心中的怒气，仍心平气和地陈述着自己的意见：“乐少华同志，我们现在是商量工作，不是骂街。既然你们懂得这些大道理，那还为什么反对攻打永安？我认为，攻克永安，消灭永安守敌，无论是从北上抗日、支援皖南暴动，还是从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支持闽西的革命斗争等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结果，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寻淮洲与他们扯了半天的皮也毫无作用。

22日，红九军团主力经宁化禾口、清流沙龙溪等地抵达永安城西北，与红七军团会合。

这时，永安守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在红九军团主力抵达永安的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在向城中发射几枪后开始撤围。次日，红九军团为了掩护红七军团行动，也虚晃一枪，全部撤离永安。为此，躲在永安城里的敌人莫名其妙，红七军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百思不解。

……

寻淮洲身为军团长，无权指挥部队作战，眼巴巴地看着瓮中之鳖放人大海，心里更不是滋味，但为了革命大局，他只好强装平静，带领部队向闽中挺进。

一路上，寻淮洲默然无语。他知道攻打永安之争虽是出征以来的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有曾洪易在，有乐少华在，加之中革军委不时于千里之外发来的各种脱离实际摇控指挥的电报，类似这样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决断一切军政问题的军团军政委员会，因粟裕、刘英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表决权，寻淮洲的战略计划、作战意图再好，亦有可能在一比二的对峙下遭到否决。

行军作战，军情万变，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统一的、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部署的战斗堡垒。而红七军团的领导核心，却是按照"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持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仅此一点，即可以说，先遣队日后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朝令夕改使红七军团陷入困境（一）

一，深夜，军委一道紧急电令:打下福州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原定计划准备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开创新的根据地。……

1934年7月31日凌晨，红七军团主力抵达古田县谷口村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发来一道紧急电令，要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打下福州。

对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团首长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决定执行。他们放弃攻打古田县城的部署，命令部队连夜向水口前进。……

当天上午，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部队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敌人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正在《围剿冲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东南沿海，交通方便，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建有飞机场。部队开赴福州前，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连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福州的具体部署。

会议一开始，军团长寻淮洲就表示了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担忧。他说：“福州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守备力量远远超过我们，如果硬攻，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在战略上也无可取之处，况且我们此次出征的目的……”

“攻打福州，是中革军委的命令，难道要我们违抗中央的命令吗？乐少华粗鲁地打断了寻淮洲的发言。从瑞金出发后，乐少华动不动就拿政治委员的架子，根本不把有着丰富指挥经验的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一路上彼此常常发生争吵。

“问题不在于谁的命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革命负

责!“寻淮洲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况且我们的部队也确实缺乏攻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直保持沉默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时也表明了自已的立场。军团参谋长粟裕也同意寻淮洲的看法，建议对攻打福州慎重行事。

乐少华看到反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意见占上风，又气又急，他对粟裕、刘英吼道：“你们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手中，这是中央的规定。”

这时，坐在一旁的中央代表曾洪易阴阳怪气地说：“攻打福州是中央的命令，谁违反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再说，福州虽然城墙高大、工事坚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城内不是还有地下党策应我们吗？福州之战，是向敌人显示我们强大力量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哟。”

乐少华和曾洪易一唱一和，攻打福州的决定就这样强行通过了。

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直奔福州。……

然而，福州的敌军早就作好了准备，他们密切地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部队从水口出发的当天傍晚，敌人就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袭击。缺乏防空经验的红七军团的战士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倒下去七八十人。平时趾高气扬的中央代表曾洪易，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惜了，一时不知所措。寻淮洲、粟裕赶忙指挥部队分散隐蔽。敌机盘旋扫射了一阵，飞走了。

部队还未到达福州就遇到敌机空袭，伤亡几十号人，寻淮洲、粟裕感到十分内疚、痛心。他们提议要对战士们加强防空知识的教育。这时的曾洪易，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改往日的自信傲慢，变得愁眉苦脸，情绪低落，一路上竟多次要求部队绕开福州快走，遭到了乐少华的坚决反对后才作罢。

8月7日，红七军团到达福州西北近郊，部队顾不上喘息片刻，当晚即向福州城发起攻击。

城内外的守敌早已作好应战准备。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拼命扼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红军进行轰击，飞机在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红军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红军还不善于迫近作业，又缺乏攻城器械，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也没有配合策应，无法打进城里。眼看着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伤亡会更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寻淮洲提议立即召开军团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被残酷的战斗吓破了胆的曾洪易，主张立即撤离福州北上，与闽东红军和游击队会合。原先一直坚持要强行夺下福州城的乐少华，看到部队伤亡太大而又毫无进展，也不再叫嚷要“誓死攻克福州”了。会议决定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不仅使红七军团损失惨重，还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初人福建时，声势浩大，所过之处，敌人不知底细，大多闻风而逃。而福州之战后，先遣队的实力完全暴露。

……从此，蒋介石对红七军团的实力不以为然，敌人也不再害怕这支部队，而且倾全力对其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前程更具风险了。

桃源、降虎战斗以后，先遣队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8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部队的伤病员增加到八百余人。由于在白区活动，既无后方，又无民夫，这些伤员的转移安置成了一道摆在刘英面前的棘手难题。

……部队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先遣队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把八百号伤病员带到闽东根据地后，刘英如释重负。他迅速将伤员交付给当地党组织，并给每个伤员发了二十块银元、儿套便衣和许多食品、药物，嘱咐他们安心养伤，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批伤员伤好后，大都加入了闽东红军的行列，有的还成了骨干。……

二，“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先遣队任务突变

……

8月30日清晨，先遣队撤离庆元县城，向龙泉方向进军。下午，先遣队在浙江竹口遭到浙江保安团的进攻。……竹口战斗，红军以较少代价换取较大胜利，浙江保安处也承认了失败，并作为“前车之鉴”冶诫各部吸取教训。……

对先遣队的连连得胜，蒋介石甚为恼怒。9月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驻闽、浙军队于11月前"肃清"红军先遣队。于是，第四十九师、刘和鼎师、驻古田的李默庸部和浙江保安队一部纷纷出动，阻击堵截。

1934年9月4日，先遣队从浙江龙泉县八都迸人福建浦城县党溪一带驻营。下午3时，中革军委来电，指出:“七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中心任务仍是“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电令中要“七军团勿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以保证完成在9月份之内，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断绝敌人的交通与通讯，并伺机创立新的苏区。……

寻淮洲反复思索着闽北的有利形势，并与粟裕、刘英和三个师的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请乐少华、曾洪易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结果，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会后，曾、乐、寻三委员各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曾洪易要求中革军委同意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接着又发电报给闽浙赣军区负责同志，要他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古楼游击区迎接先遣队。

乐少华则反对红七军团休整补充，主张立即北上。

寻淮洲将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心愿和自己的意见，即利用闽北苏区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适当补充兵力，以利下一步行动，如实地向中革军委作了汇报。

中革军委当即回电，对乐少华的意见予以支持和表扬，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严厉的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并指出，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七军团应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以便于袭击渔梁之敌。”于是，先遣队在闽北只停留了三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迸发了。

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先遣队配合申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先遣队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先遣队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儿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好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先遣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从此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先遣队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三，乐寻两帅争议:中央电令执行与否

先遣队到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的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又来电指示，要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

一、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与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

二、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

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厂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其次，破坏兰衡(溪)衡县、玉山、江山间的铁路、车站及车头车厢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道路。而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中央末作任何说明。

1934年9月9日，先遣队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限于当时的装备、技术条件和当地的群众基础，耍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中革军委不顾当时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先遣队“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又要求先遣队“不需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弄得全军团的将士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执行不对，不执行也不对。……

9月12日，先遣队经由广丰张墩头抵浦城九牧，尔后出安民关离闽入浙，进人江山县境。

9月13日，先遣队避开敌浙保一纵副指挥蒋志英重点设防的江山二十八都，经周村一带往北越过大仙岭，当日下午攻占清湖镇。……

当晚，先遣队派了政治部宣传科带一个营和一个侦察连去破坏铁路和铁桥，但任务没有完成。第二天一早先遣队出发时，又派了一个主力师，并派了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同去，规定第二天在招贤会合，要求他们一定完成任务。……

9月14日，先遣队进至江山腹心地区，按军委作战训令和当时军委的电令，开始执行破坏杭江铁路的任务。红军一部袭击贺村，烧毁火车站和汽车站，炸毁附近的铁路桥。另派教导队、侦察连和工兵连大部去炸杭江铁路的航头大桥，进至郑家坞。

……15日，先遣队再一次收到中革军委关于破坏公路、铁路的指示后，东移至大陈，派第一师经荷塘去炸航头大桥，并在大陈南侧山地加强警戒。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便捷，敌人能及时掌握先遣队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先遣队。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t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战、遭遇战，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正当先遣队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9月17日来电命令先遣队，在完成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之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先遣队“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先遣队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衡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歇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