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第十九集《中期抗战》

1938年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招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卢沟桥、松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二阶段。

蒋中正充满信心的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决不能消灭我们，而反证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

《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 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

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

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

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先生在1936年7月16日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

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先生在这里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

并指出：

第一阶段应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

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在1946——1947年以得到了验证。可惜，**以他的素质，无力实行这样的战略。

第二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先生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阶段才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从战争阶段『性』的划分；每个阶段的战略原则、战术指导；以及即将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都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论断。我们现在重读一遍《论持久战》，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的在抗战初期的论断有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伟人光辉的地方，相形之下，蒋先生的光辉则要暗淡得多。

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一点。*所强调的战胜日本侵略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他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在于中国自己，是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这与国民党几乎依赖外国力量，不相信中国能独立取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渡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

1。经济的困境。国府失去了沿海城市区和海关，收入减少了大半。但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了，首先是军费，要维持1400万人，其次是教育。

2。再来看外交。“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是一个单独事件。... 我们都不断的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状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内，『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後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动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

这段话可以说是鲜血凝成的经验。

3。政治

“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4。军事

第一战区，河南部分。司令官卫立煌

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司令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司令官顾祝同

第四战区，两广。司令官张发奎

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司令官李宗仁

第八战区，甘、宁、青、绥。司令官朱绍良

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司令官薛岳

第十战区，陕西部分。司令官蒋鼎文

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司令官于学忠

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边区。司令官鹿钟麟

这里面隐瞒了第六战区，第七战区。

“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是真像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

第二十集《风云诡谲》

片中语∶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处境，若是小国，早就亡了。正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吞不下，中国才有生机。

本片主要谈了两件大事∶长沙大火及汪精卫叛国

长沙大火。使两千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

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政策的牺牲品。

焦土政策的初宗是好的，但决不可滥用。防止物资资敌应是拆毁军需物资及可资敌的战略物资，需要放火烧居民的房屋、医院么？

防止物资资敌，有两种战略∶焦土抗战和坚壁清野

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焦土抗战，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当时确有许多人支持。花园口决堤後，数百万民众哀嚎遍野，仍不能自省，乃至长沙大火。令人叹息。

反观『共产』党在敌後控制区实行的是存粮于民、坚壁清野。发动民众将棉花运进山，粮食埋于地。拆毁铁路的轨道及枕木都抬走埋藏。这样，使战争资源，日寇取不到，而又能安定民心，为我所用。

若当时，国民『政府』能疏散民众到广大乡村，并发动民众将铜铁等器物等可能资敌财物埋藏起来，改用陶瓦之器；将粮食分散于民众保管，并教以埋藏的技术。民众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必当尽心竭力，又何至于要焚城之举？

焦土抗战实乃双刃剑，能给敌产生一时的困难。但对己方而言，造成大量的难民，破坏了生产力的恢复，其伤害却是长远的。

国民党之所以要实行焦土抗战，追其根本原因，实是不能充分相信民众，不能发动民众之故。国民党虽高喊∶全民抗战，却又害怕民众。实际却是叶公好龙。

长沙大火的最高责任者，在大陆另有版本。

《长沙大火的真相》 ..|com|bsp;

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後到达衡阳，于11月7日到达长沙。此时的长沙，已成为日寇沿粤汉路南下进攻的目标。蒋介石亲自布置长沙撤退一事，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人说∶“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不等张治中回答，蒋介石又明确指示∶“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蒋介石离开长沙後，11月12日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张治中，传达蒋介石关于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的决定。

不久，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发出限1小时到达的密电，电文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布置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张『主席』说得很明确∶“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後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说，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再开始行动。

因此，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虽说方式不当，但明确指出是“长沙如失陷”时行动；张治中是说在往北70余公里外的汩罗江防线被攻破、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时再行动。然而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法制观念一向十分淡薄，具体执行者根本没有认真理解蒋、张指示的具体时间要求。

酆悌之死，也另有一说。

上海大屠杀时，周恩来被酆悌部下所捕。然而酆悌及部下几位团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周恩来任过他们的老师。酆悌前去看望之时，发觉部下几位团长面有惊慌，但他仍然装作不知。同意由他们解押，以至放走周恩来。此事後来被戴笠密报蒋介石，因而蒋介石不再信任酆悌，由侍从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

而周恩来在长沙大火後，受国府所命，调查长沙大火真像。周恩来在报告中极力为酆悌开脱，并将原稿交张治中叁酌。结果，周恩来开脱之为，适得其反，反促使蒋介石决心杀掉酆悌。而徐昆；文重孚则是冤枉为酆悌陪斩。

第二十一集《烽烟再起》

第二十二集《长沙会战》

第二十三集《在北风中出击》

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

昆仑关战役

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锁线》

第二十五集《火拼大江中游》

枣宜会战。**37个师，日军3个师团、2个支队，约10万人。军事委员会指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以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包围枣阳之敌。5月30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张自忠的部队。5月8日在新街接敌，9日北进峪山，11日圆部倾力围攻，连战五昼夜，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为国捐躯。74师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第3师团还是13师团？）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陆，对张自忠将军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

在《血铸中华》中关于这一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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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科院

1940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配战车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阵地攻击。守军利用地形与敌激战。至8日，日军先后攻占长寿店、田家集、丰乐、张家集、新野。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敌之侧背猛击，第四十一军也堵击日军北进。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之一部击退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池峰城第三十军各一部，攻陷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县城，并向枣阳进发。第三十一、第二集团军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分路向日军侧击、尾追，8日收复唐河，9日收复新野。在随县方面，敌第三十九、第六师团之一旅待两翼包围完成，于5月4日开始向第十一集团军阵地攻击，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团军主力转移至枣阳附近。这时，唐县正面之敌大举进攻，并以战车由两翼包围。此时枣襄公路被切断，中**队从枣阳突出包围圈，留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持久抗敌，掩护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进。至8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并冲入枣阳，与第一七三师激战。该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师长钟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县境壮烈殉国，而主力部队却安全撤出日军大包围圈转入外线。5月10日，各路日军会师唐白河畔。此时外翼部队反将日军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第五战区也转入攻势，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与第九十二师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并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的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服枣阳。此役毙伤敌2.5万人以上，缴获炮60余门，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汽车400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其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自忠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伤亡殆尽，张亦重伤阵亡。17日，日军再占枣阳。第五战区部队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日军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的防务，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河，6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中**队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国民党军节节西退，溃不成军，14日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这次会战，日军虽zhan有宜昌，然而始终没有捕捉到中**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区对武汉的威胁。是役历时近两月，大小战斗500余次。中**队在会战中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庆精神》

片中语：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片中语：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回应：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本片将[重庆精神]解释成一种气节，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决胜的因子。

不屈不挠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庆蒋先生领导的国府是否真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种精神呢？

战后从日本揭『露』出来的“桐工作计划”（1939年11月）、“钱工作计划”（1940年11月）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这两个计划都是在汪精卫刚投敌后发生的。同时也证实了当年**对国民党『政府』降日的担心，并非无根无蒂、空『穴』来风。

对应的**也宣传“延安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下面是**宣传部门的说法：

延安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培育起来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风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其最鲜明的特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贯穿于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怀祖国，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洁奉公，不为个人、家庭、亲友或狭隘集团谋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1937年11月27日*写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鲜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书信选集》，114页）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物质生活可谓菲薄。然而，有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不少还是富家子弟，从豪华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延安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资源开发》

片中语：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

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徴实]办法。同时对有余粮的人，施行[给价徵购]

不知为什么，本片没有谈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其实日本人对这个经济“统制”政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它使得军心不散，维持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我也注意到，国府就像一名蹩脚的武士，在挥舞“屠龙刀”杀敌的同时，也将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

我就来谈一谈，田赋征实。

何谓田赋征实？田赋（国家农业税）原来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1940年，国府不愿收自己发行的法币，改以征收农产品（实物）。

为何不收法币？原来法币贬值太快。以1937年法币l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时约等于战前币值6角，1939年底的仅值战前币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时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荣回忆到：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钱，这笔钱我都还了。不过还时已经一文不值了。那么，不值到什么程度？假设：1937年1万法币可供3名大学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饭了。

经济“统制”、田赋征实其本意为防止物价飞涨，稳定供给。在抗战时期，确实保障了军队、『政府』官吏的供给，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凡粮价上涨，势必刺激工薪上涨的压力，工薪上涨就会带动物价普遍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然而国府并非用田赋征实平抑物价，反而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1941年，每一元农业税换征2石稻谷，1942年变为每元征收4石稻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的一首歌谣中就有：“市谷一石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二千”的歌词。

1941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于征实之外，另行办理定价让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给付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及储蓄券于秋收后随同田赋征实，一次征收。各省县级公粮，过去由县自摊派者．亦规定限度，随赋带征”。据粮食部的报告所说，是“近于摊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谓“三七搭成”，即付给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换句话说，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不能作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

一方面，超低价征收，另一方面，剥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如此一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可想而知。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国民『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其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夺走的不仅是农民全部的剩余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持他们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赋较重的四川，每亩收获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夺走的农产品占每亩产量的52．79％；云南被拿走的农产品也占到每亩的48％。通过三征，农村的粮食基本上被搜括殆尽。如此一来，虽然军粮、公教人员等非农业人口的用粮得到了保证，但劳动农民却要遭受忍饥挨饿的痛苦，绝大多数劳动农民只能以杂粮、野菜和草根树皮为生，饿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片中说，征收是对家有余粮的殷实户所实行。果真如此吗？当时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赋征实为借口，大肆向农民加租加押。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说：“耕地租凭契约订定缴纳实物或改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有“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公开鼓动地主阶级把钱租改为物租，并把赋税的负担转嫁于从事实际生产的农民。（《中国近代经济史》p501）

不合理的田赋征实和征购额度，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同时由于余粮不足，大量青壮年离开土地投军（有粮吃），使得农业生产人口大幅减少。吃粮的人增加，种粮的人减少，势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实和征购额度。

为什么我说：国府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呢？国府以低价强购（统制政策的统购统销），而以8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加上农业生产力的衰退，使粮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带动物价的飞涨。

当时，法币是国家的统一货币。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同时对沦陷区（汪伪政权）的经济产生重大杀伤力。当时，『共产』党控制区为了保护边区的经济稳定，被迫发行边币。我们知道发行货币本是国家行为，边币的发行，促使『共产』党开始考虑管理国家级『政府』所需的人材，并开始为之准备。

就个人来说，如果有两种货币，一种天天贬值，而另一种稳定得多。显然，人们愿意接受稳定的货币。因此，边币在华北、山东等地大行其道。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共产』党在它的控制区是如何稳定货币的，同样也是从粮食入手。

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共产』党除了开荒、移民、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实行“二五”减租。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等，也不论是钱税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铁板租)，一律照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多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或三七、或四六减。减租减息政策从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们的阻扰，他们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来威胁农民，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所以减租减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

通过减租减息使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的变化。据太行区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比之减租前显著下降。地主zhan有土地的比例，从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户平均zhan有的土地，由98.6亩降到42亩。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则显著上升，平均每户zhan有的土地数都有增长，许多上升到中农地位，使中农的户数显著增加，由1942年占农户数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农zhan有的土地则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国近代经济史》p542 这里的中农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1946年，国民党挥舞着“倚天剑”、“屠龙刀”向『共产』党猛扑过来时，耀眼的铠甲里面裹的却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驱，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观『共产』党，手中只有三节棍，但藤甲里面却是一幅壮实的身躯。所以，第一年，『共产』党只能左闪右躲，第二年，国民党气喘嘘嘘，第三年，国民党连招架之力都难以为继了。

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省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

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例如，不种鸦片的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扫地有垃圾捐，以及过路钱，交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是强迫人民种鸦片和重抽鸦片捐税，对人民所进行的毒害和压榨极为残酷。各地军阀争相勒种鸦片。蒋介石为了夺取鸦片税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烟，实行鸦片专卖，又大规模武装运销鸦片谋取暴利，禁烟的结果，变成了无形的推广种烟。据估计，1932年鸦片产区达17省，面积400万亩．年产鸦片2亿两，捐税在3.43亿元以上。”其他捐税的数量也都在不断增长。

例如1928年特别是1931年后．地价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猛跌。而田赋的征收数额却在逐年增高。江苏武进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间就增加了一倍。田赋附加税，袁世凯统治时还规定不得超过正税30％，但1933年江苏海门、如皋的田赋附加税竞超过正税的二十五六倍。。同时，有些地方还要进行预征。1935年四川的达县、重庆、海南等县均已征至1970——1981年。据统计，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政府』的税收在除债款外的财政收入中达95％。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税项收入中，关税、盐税、统税zhan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长的很快，从1928年度的2．59亿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亿元。这三大税源同样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来大饱私囊和发动内战。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出版的《东南经济》4月号中说：“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气氛。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都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为财主的，由此可以证明地权变动的激增。”

对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也曾披『露』说：自抗战以来，“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如粮食囤积，土地兼并，农民困苦，地价上涨，…加上战时游资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更盛，……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

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现在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至1946十年之间，有80％左右的其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再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还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的调查报告和同年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得到说明。前一报告说：“万县一带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区多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较为普遍”。

粮食部的施政报告说：“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因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为肥沃，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竞达收获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归地主。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因为粮价飞涨的结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至农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够生活的，其影响生产，实非浅鲜。”

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关于资金问题。首先，中贫农的农业再生产资金大半被重租重税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报》社论指出昆明附近各县的农民缴了租税后的情况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逞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农民自播种起至收获前，因缺乏资本——主要是种种食粮和肥料——被迫忍痛将未来的收成以较现在为尤低的价格预卖给人”。沉重的租税，加上生产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更大量地丧失其农业再生产的资金，成为农业生产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报导：‘除了部分兵役官员的敲诈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达840人。”。结果，所有农村壮丁，以及—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乐业。不仅应服兵役的，就是许多应当免去兵役的农民，也经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们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暂时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力的枯竭。据1941年中山大学农业系在广东连县19个村的调查，所有离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当兵的。那19个村男子连老汉在内共1256人，离村的就达501人。仅一年中，离村成年男子即占总数39．9％。

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政策

第一，开垦荒地，扩大耕地向积。由丁日寇的破坏和天灾的侵袭，使解放区存在着很多荒地。如据晋西北1940年调查，耕地面积仅是战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灾，晋察冀边区被毁良田不下17万坝。而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以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及水旱灾荒，耕地面积缩小厂8431006亩，仅及全边区可耕地4000万亩的1／5强。因此，开垦荒地就成为解放区增加农业生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开荒生产的积极『性』，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颁布了鼓励开荒的优待政策。如陕曾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地3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3年免纳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晋绥边区『政府』的《开荒条例》规定：“开垦生荒3年内免征公粮，5年内免交地租；开熟荒免征公粮1年．免交地租3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后公布的《淮北苏皖边区垦殖暂行条例》和《盐阜区垦荒条例》，规定贫苦农民开垦公荒3年(淮北)或5年(盐阜)免除赋税。开私荒承垦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权。各解放区开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陕甘宁边区，1937至1942年6年开荒约300万亩，增产粗粮50万石。1943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和秋开荒的开荒数为763276．8亩，1944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达1054720亩。”晋察冀边区在抗战8年中，共开生荒393819．9亩，垦熟荒848937．56亩，修滩352446．4亩，加修梯田、改良碱地和平毁敌占沟墙．共在200万亩以上。”

第二，兴修农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规定：“由早地变成水浇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靖边在1942年兴修了5000亩水浇地。全边区1942年新修水浇地27572亩。”在敌后解放区．为了鼓励群众兴修水利，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了水利政策，因此．虽然战火连天，仍取得空前的成绩。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在八年抗战中凿井22425眼，浇地125190亩，开新渠3961道，浇地727060亩；整旧渠2798道，浇地304146亩，再加上其他增挑杆蓄水汪等浇地110224亩，共浇地1265601亩。华中解放区的“水利建设成绩卓著”。例如苏北盐阜区在1943年冬1944年春两季5万人开浚的木丰、潭洋、鲁滨等8条河流，共长80里，平均宽3丈，深1.5丈，约23万余土方，受益田达14.5万亩。

第三。农贷和各行各业的支援农业。为了扶植农业，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尽可能的支援，发放了大量的低利或无利的贷款贷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调剂农村金融。为使农贷发挥更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中规定：在农业生产、农村副业生产、农业供销和农田水利这4类农贷中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该贷款以勤劳贫苦农民为对象，农村副业贷款以具备生产条件的农户为对象；供销贷款一般以民办合作社为对象，供给农村必需品和运销剩余农产品的周转资金；农田水利贷款也要求经主管建设机关直接贷给生产的农民。不照章执行或转作不正当用途者，分别轻重给以处罚。这些规定说明抗日民主『政府』的农贷是为了帮助解放区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贷款的利率也低，长期年利1分，短期月利1厘，遇天灾**等意外事变，还可请主管机关减少或豁免偿还。在陕甘宁边区从1942至1946年经由建设厅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贷达9.9亿余万元。在晋冀鲁豫边区从1940至1945年5年中发放农贷共达134826万元。

第四，提高农业技术，奖励生产和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各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各项具体的法令政策。奖励开荒、奖励兴修水利、奖励植棉、奖励繁殖牲口、奖励劳动英雄以及奖励技术发明创造等等，又都召开了盛大的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增加生产力要依靠技术和劳动，当时处在落后的农村，不能不多依靠劳动效率的加强和劳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增高。

第五，调剂劳动力。除了前面谈到的劳动互助、各行各业和军队帮助等项办法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还采取了奖励移民，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和生产放假等项有助于劳动力调剂的办法。关于生产放假，*总结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指出：“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2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解放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中央和*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性』措施．它是在解放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都处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

*指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打仗的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1943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自给的总额达财政总支出的*％，取之于民的仅占36％。 1944年边区直属机关15个单位总收入占总开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央直属机关21个机关，生产共值小米56650.58石，占总开支77％，除自给外。尚节余13236万元(边币)。部队的生产成绩最好，是年自给生产共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粮食局的共86982石，其中部队占63178石，边区系统11982石，中直系统11456石。部队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绩最好，是年共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食外，还向『政府』交纳公粮，打破了“吃粮当兵”的旧传统，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新风尚。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赞扬是年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白己办。……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50％，今年就自给了100％；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

敌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晋察冀的北岳部队，据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经营的土地达61756亩．可收粮1．5万大石以上。早熟作物，仅一、四两个分区和个别机关统计，已收获7．9万斤以上。蔬菜5、6、7三个月共收300万斤以上，其他副业、牧业等生产获利截至7月半已达1899万元个晋冀鲁豫的太行部队同年开荒88l 72．43亩：太岳部队开荒58052亩，产粮25409石，菜4031360斤。

各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己缩小至843万余亩，到1945年又增至1521万亩．增长了79．4％。“而且有大量早地改成水田，从1940年到1944年就从23558亩增至4．1万余亩。边区的粮食产量1943年达到184万余担，除当年总消耗162万石外．可余20万招。1944年更达200万担，不仅不再需要吃购进粮，而且有余粮输出。在敌后各解放区也都有不同样度的增加。如晋察冀解放区，经抗战8年的水利建设．新成水田和受益田达2137433亩，仅此一项估计每年增产粮食百万石以上。晋绥和晋冀察冀的太行、太岳分别扩大耕地55、30和22.5万亩，分别增产粮食16万大石、30和11万石。

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

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一50万。贝尔登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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