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史迪威只是一个军人，执行的是按美国利益作出的决策。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中国最多的是人，应该让中国人使劲的打日本，以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所以史迪威要奖勤罚懒，要把美**械发到最能打日本人的军队手里。在他看来，将美**械发给那些不能打日本的军队是浪费美国人的钱。

而蒋总统的想法是：让盟军替他打败日本人，然后，再用美国的军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两人的战略目标就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楼、罗斯福支持史迪威的举动。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罗斯福是政治家。罗斯福考虑到了战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因而只好牺牲史迪威。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利给罗斯福的电文是在10月13日发的，这是在10月3日，美军参谋部降低了中国战区的作用后发出的。这时军事考虑已不重要了，它让位于政治考虑。而蒋介石对赫尔利讲这番话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谓“赫尔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话，如果真的夜不能寐，为何要拖19天才给罗斯福复电？

同样对于这件事情，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第139页写道：

但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美**作出了进一步降低对日作战中中国作战的地位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3日，美国综合参谋本部放弃了预想将要作出很大牺牲的台湾、厦门作战，决定了攻克吕宋岛战略以及绕过台湾向硫黄岛和冲绳前进的路线。结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战争的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政府』得以优先考虑政治判断而后考虑军事判断。

美军为何改变作战路线？显然**的战斗能力已经被看成一文不值，美军只好自己干了。

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攻陷独山，重庆震动。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没有几天，收复独山。

“...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独山抗日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2000多日军，作战保障完全没有，却敢孤军深入296公里。说“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这句话好听吗？

既然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先期赶到，其主力部队应在第2天也能赶到。不能全歼该敌，让其退走。就能功勋卓著吗？

把独山抗日纪念碑说成是“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太过誉了。因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也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独山之战只是一个防御战，其后的雪峰山战役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御战。若论第一个胜利的防御战，则是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个全歼日军的战斗，则是平型关之战。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应属台儿庄。独山之战是哪个第一都没捞上，就连最后一次也没捞上。

把独山之战说成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句笑话。

对于那段扑朔『迷』离的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写道：

p127

对此中国战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兼在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坚持夺回缅甸公路，并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强的中国陆军，来反击日本军。这本是美国陆军的构想，史迪威想实施这一计划，他为了在中国保持空军活动，认为“第一重要措施是拥有能够占领并保持航空基地的陆军”。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愿意将国民『政府』军投入战场的蒋介石的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中期开始逐渐恶化。

北缅甸的反攻作战，是中**第一次从正面进攻日本军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土兵具有“我们也能够打败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亲自向世界证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中国土兵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

p129

所谓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打通平汉线(北平至汉口)、粤汉线(武昌至广州)、湘桂线(衡阳至柳州)等各铁路——贯穿中国南北大陆的战役。日本军发动作战的目的，是歼灭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挫败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上的企图；依靠打通中国南北的铁路，确保与南洋方面的陆上交通；挫败中**的抗战意志这三点。日本军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日中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即15个师团，兵力约50万余人。

首先，日本军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5月19日打通平汉线。随后，第十二军的主力西进，5月25日占领路阳(以上行动叫京汉作战，中国名叫豫中会战)。当时，驻守河南省的中**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是蒋鼎文)的十八军，约30万人，拥有兵力是日本军的两倍，其中中坚力量是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军队 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但是中**除了守备洛阳的非嫡系部队奋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随后日本军第十一军，5月27日，从洞庭湖东北岸的岳阳附近向长沙开始进攻。在这以前日本军进行过三次长沙作战，都是从正面攻击，因此遇到中**的反击，不得不撤退。所以这次日本军采取从三方面包围长沙的战术 6月18日占领了长沙。失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南边的战略据点衡阳，用坚固的阵地抵抗日本军的进攻。衡阳是粤汉线与湘桂线的连结点，也是美国空军的重要基地。衡阳的攻防战从6月26日开始，激战持续了一个月之久。8月8日守备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日本军投降，战斗结束。

衡阳失陷后，中**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军第十一军在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帮助下，占领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领南宁，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属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领了贵州省的独山．威胁着贵阳和重庆(以上称湘桂作战，中国名叫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

这样，可以说日本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虽然日本军的战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仍然惨败，是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军的战斗意志显著下降，军队内部**。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兵员，在战时状况下，总数约为650万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军饷大幅度下降，这成为战斗意志下降的一个原因。将校们的**也是很显著的，在河南会战中，当时河南的中**所有的七八百台军用卡车中，只有100台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其余的都被将校们用于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优先考虑政治的战略，影响了防卫战的有效执行。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军队撤出中国东部战线，把他所不喜欢的、属于军阀或民族主义的军队配置到前线。例如在衡阳奋战的薛岳是广东系的、与蒋介石不投机的人物。蒋介石还采取*优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军向河南省进攻的时候，没有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嫡系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军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阳失陷后，出动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小部分到前线去反击。

第三个原因是：变为战场的地区，经常出现民众背叛国民党的现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农民7000多人，为反对国民『政府』军的征收，夺取了驻守在信阳西部的军队的武器。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屠杀了5000多农民，国民党这种残酷行为成为导火线，农民暴动从河南省南部，扩延到湖北省北部，数万农民提出“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组织了农民救**，歼灭了屠杀农民的军队。这样，不受民众支持的军队其战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大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极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国民『政府』军兵力的损失达到六七十万人；国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新沦为日本统治地区的民众有6000多万人，有许多难民背井离乡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民『政府』的战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于这场大惨败，当时在中国战地的英美记者看到了真实的原因，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与在延安的**接触。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中记录了这个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推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准备把它坚持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都长期居住延安，但*、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一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赫尔利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人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乱』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8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一个阉割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党说来，当他们在10日的上午见到赫尔利的修改稿时，一定会被那修改过的提议弄得眼花缭『乱』。

在赫尔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团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一致同意作为三种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这几乎是一些辞不达意的话——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惊——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蒋的独裁『政府』)将被更新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党派一律平等。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还将有一个“联合的全国车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从国外所得之供应将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将同时武装两党的军队。总之，经过赫尔利英国式的润『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调完全是美国宪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热情洋溢又让人翻译不出来。这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赫尔利写道，将使人民获得“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权利，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和居住的权利。”赫尔利在使美国承担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义务，在使一个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法案。

当然，赫尔利的这个协议最终成了一片废纸。国民党认为被出卖，决不可接受。协议不得执行，使『共产』党认为受了美国的欺骗。

第四十集《天亮前后》

“...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可见国民党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战，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中国不死，必然蕴涵着生机。中国象凤凰一样，要在浴火中重生。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战争中发展健全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是中国新的生机，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力，将促使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

经济的崩溃、道德社会的解体即是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灾难的需要，行将灭亡的征兆。国民党不知调整，不能有效的应对灾难，不去变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固守于旧的、行将灭亡的政治、经济体制。败亡则是必然的事。

国民党只是到了台湾后，在几乎灭顶之灾时，才知变革，才得以生机再续。国民党的灾难还未消失，还将面临生存危机，是就此灭亡，还是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重回中国国家级大党的地位，就要看国民党诸君在危机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了。其实在政治这个世界里，也应了达尔文的那句话：适者生存。

“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在国内战场扩大对**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的对华政策方向。像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两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至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一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资，去装备**部队...”

这些话好像不是经过脑子里说出来的。国民党是否积极抗日，那些派在**各部队、战区的美军观察员看不到吗？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判断的依据是来自苏联？还是来自他自己军队的观察员？莫不成这些美军观察员统统被**蒙住了双眼？

至于说到“怂恿**在国内战场扩大对**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这件事发生在皖南事变的半年前，新四军的一个通讯处，且在大后方深处，有多少人马？能进攻27集团军的部队？究竟是新四军通讯处攻击**？还是**攻击通讯处？

究竟是谁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于《一寸》，只能有一句话来评判，那就是：满口胡言！

“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沦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来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机场，以长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一万七千五百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作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

湘西会战日军以失败告终，为日军在华的攻势作战画上了句号。

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罗斯福与邱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里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广岛死伤为20万1千余人。

1945年8月9日，全县被收复。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长崎。苏军出兵东北。

“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当他们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

“8月15日这一天，无论是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第四十一集《**过后》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诚有舳舻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米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岗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计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

“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渊藪。”

“在**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

“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作了部分数据调查，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万余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包装总公司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取得准确的数据十分困难。”

“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短暂的胜利**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

“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谷寿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雨花台。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了。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十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

“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告全**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惩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压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宪问35章，原文为：或曰：[以德报怨，如何？]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48年1月直到1945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2条船运回中国3万多吨物资。...所以这个赔偿已经开始。后来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变动，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这赔偿才停了。”

“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个时候的苏联呢，气焰非常的嚣张。所以呢，美国为着防止苏联，同时要利用日本的过去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呢，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中华民国给日本签定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跟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为着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为对付苏联而引起来的。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黎东方说：“蒋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以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直到韩战以后，美国才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给我们的，借的，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游芳悯说：“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计要超过600亿美金。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犹太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的津贴，大概是950块美金。每个犹太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人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回复那个赔偿嘛。”

“...至少也有1000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伕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给过了头。”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老美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34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30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于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

“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ling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斯滥矣的地步。...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 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流传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

“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像[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达38931次。这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像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的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唸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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