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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棗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而且对当时世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由于《马关条约》的内容棗尤其是割让辽东半岛棗严重威胁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引起了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从而使日本和俄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英国改变了它的远东政策，由支持清政府转而开始支持日本以维护其在远东的特殊利益，使英日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向联合的方向发展。本文试就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进行探讨。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攫取到在华巨大的政治优势和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然而，自19世纪下半期起，在远东，英国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这引起英国的不安。1872年2月5日，英国《伦敦中国电讯报》发表社论说：“只要把事实摆在议会和公众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很快不再听见那种说英国人对于远东利益冷淡的反复叫喊了”。对此，英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是“维护现状”，既维护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在这一政策中，英国支持清政府，把清政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一个有份量的筹码。
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之一是俄国。英俄两国是世仇，它们在欧洲、亚洲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英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利用几个老弱的封建帝国来对付俄国，在西边，几十年来英国一直努力把老弱、瓦解的土耳其变成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中间的一段，用印度来对付；在大陆的另一端，“我们有另一个病夫”棗中国，英国用了更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如果中国垮了台，通向印度的道路将在另一边失去了掩护，且不说我们在商业上所蒙受的损失。如果我们对俄国怀有敌意确是颠扑不破的规律，那么，中国似乎就是上帝向英国人所指出的伙伴，这个同盟将把半数的人类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中国是英国对付俄国的一张“王牌”。
此时，俄国将其扩张锋芒指向了辽东。在侵占中国的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后，它虎视中国东北地区，垂涎朝鲜半岛，由此引发了英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1885年的英俄危机。
这场危机的焦点是巨文岛问题。巨文岛是朝鲜的一对小岛，它象两条手臂一样环抱着一片可以停泊船只的场所，久已引起英国海军界的瞩目，英国海军部对巨文岛估价很高。“假如我们不拿下这个港口，‘别人’就会把它拿下。占领巨文岛是一个进攻性的，而不是一个防守性的战略的构成部分，”“巨文岛将成为我们进攻俄国在远东领土的基地。”1885年5月，英国军舰占领了巨文岛。5月6日，俄国驻北京公使扬言，如果中国默许英国的行动，俄国就要占领朝鲜的另一处地方。
在这场角逐和对抗中，英国推出了承认中国对朝鲜宗主国地位，以此拉拢中国，进而维持现状的策略。这一举措既满足了清政府力图维护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的愿望，又实现了英国的意图，为扼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加固了一道“安全阀”。
在远东，英国的另一重要竞争者，是刚刚崛起的日本。英国作为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之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必须维持现存的国际格局。在远东，就是要继续保持一个软弱的清政府的统治，而且维护清廷在朝鲜事务中的传统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刚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时，世界市场就已经基本上被瓜分完毕了。要想满足其扩张野心，就必须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在东亚国际舞台上，英日两国的分歧和对抗是不言而喻的。
进入90年代后，远东局势日趋险恶。除俄国仍旧虎视眈眈外，日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朝鲜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这无疑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威胁性影响。所以，英国急于尽力避免冲突（特别是战争）的爆发。在甲午战争前为防止中日就朝鲜问题发生战争所进行的8次调解中，英国起了突出作用。英国告诫日本：“英国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朝鲜的完整或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国欢迎在朝鲜实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对朝鲜的涉外规章的任何重大变化置诸不问，也不同意把朝鲜国王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
可见，甲午战争前，英国传统的远东政策，是支持清政府，以平息事端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并且，英国国内许多人也相信，当时的中国实力正在上升。正如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说：中日战争“如果战争能拖长下来，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经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
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战争的发展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貌似强大的清军连连失败。此事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此时，英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华享有特殊利益，因此，它不愿看到战争对英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特别害怕俄国混水摸鱼；但另一方面，由于英俄矛盾以及清政府的腐败，英国又想借日本之躯来阻挡俄国的南进。这种矛盾的态度，使英国举棋不定，因而，它转而采取了“恪守善意中立”的立场，将防止战争破坏其在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作为宗旨。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电令驻日使节巴柴特转告日本政府：“……发生战争，日本应对其后果负责。”22日，日本反驳道：“……由日本政府独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23日，巴柴特又奉令会晤日本外相陆奥，提出：“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的上海，为英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陆奥当即作出保证。平壤和黄海两战役后，英国对日大为刮目相看，《蓓尔梅尔公报》撰文：“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我们便没有理由同它争吵”。为了能使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并防止其他列强乘虚而入，英国以“中立”的面目出现，以中国作出种种让步为条件，在10月间，联合德、法、美、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纠纷，以尽早结束战争。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中国战败，英国很需要在抗俄南下方面得到新的同盟，如何处理英日关系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于是，当甲午战争的战局基本明朗之际，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载文指出：“英日两国间的利益并不冲突，两国的重要利益实在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谓的共同利益关系主要在对俄方面：“俄国虽然屡次向中国声明不占据朝鲜，然而俄国始终还是想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俄国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英日两国全不能坐视”。这是因为：“日本将来要想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日本决不能让俄国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英国对于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东亚扶持日本。《马关条约》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英国决定袖手旁观。当德、俄、法要求英国参加干涉活动时，英国内阁决定：“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并没有被日本和平条款破坏到就要采取一种显然只有武力才能贯彻的干涉程度”。当日本为此来拉拢英国时，英国的回答是：已决定对此事完全不加干涉，而协助日本也“不外是一种干涉”。这种“中立”立场实际上大大减轻了日本的外交压力。
三
英国政府通过对中日的国力分析和实力较量，得出结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不可救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够视为在俄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有效的屏障。《泰晤士报》社论指出：“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以追逐“永恒利益”为宗旨的英国外交决策集团在不危及英在华利益的前提和原则下，决意利用日本来抵制俄国对中国的任何企图，并求得英国在同俄国相遭遇的远东其他地区中的自由行动。“自1894年秋天起，英国对日本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在英国舆论界，亲日鼓噪由弱变强。《圣詹姆士官报》上有一篇反映这种变化的社论：“如果日本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必须加以干涉。不过，目前它不大可能会这样。……在今后许多年中，日本对于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害。我们不必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地，它将威胁和震动俄国，但这和我们毫不相干。……如果日本对于正向亚洲北部伸出一个长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国形成一种对抗力量，我们并不吃亏”。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安危存亡已漠不关心。金伯理就辽东割让给日本是否危及中国安全一事曾表示：“如果把它（中国）的都城迁移至旧城南京，庶能根本上消除威胁它的危险。……英国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根据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状况，英国对其远东政策作了策略上的变更，它放弃了“中国牌”，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为英国扼制其他列强在远东发展的力量，而是通过采取制造列强之间的牵制或直接出面的方式来维护其远东利益。这种新的远东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英国所推行的新的远东政策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英日开始接近，并逐渐发展为结成同盟。在亚洲，英国借助日本之力成功地打击和遏制了俄国，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英国大获渔翁之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赖日本忠实于同盟条约，才保证了英国在远东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安全。因此，英国长期对这只“亚洲警犬”抱以好感和幻想。同时，日本对俄国的削弱和牵制又大大确保了英国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1907年，在英俄结盟中，这种牵制有助于英国处于有利地位。
英国远东政策的根本点，是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尽一切努力防止俄国南下政策的实现。无论它起初支持清政府、反对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也好，以后支持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也好，还是拒绝参加干涉“还辽”也好，都不违背其远东政策的根本点。可见，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是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不变的。
——转自锡山市锡南中学某不知名老师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