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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因应日本局势的变化，派出的钦使规格极高，由前吕宋总督，现任礼部左侍郎，理藩院掌院同知唐绍仪领衔的皇家暨政府代表团，在骡姬宫事件发生后的半个月后，乘坐帝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旗舰盘古号抵达东京，一方面是带来皇帝陛下的慰问，对即将继位的那个年轻的神经质患者，如今暂时仍是王世子的明宫嘉仁亲王进行一番谕慰，并在程序上完成一些册封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摸清楚这一次重大政治事变背后的风生水起，这次事变几乎是完全在掌握之外的。事发后不久袁世凯就以熟悉日本事务的前东海总督的身份，迅速上了一道分析的折子，最关键之处便是要朝廷全力提防日本可能会出现的一边倒的情况。
原先明治在的时候，无论如何日本国方面是占据着优势的，人民心中也有一个主心骨，内外交困的日本正是在这样一面旗帜下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支撑了这么多年，但是如今这个主心骨倒下了。而王世子嘉仁在性情以及能力，包括形象，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已经完成了从人格到神格的转变。在天海那个不管怎么说都极富个人魅力的大将军面前，他几乎是一个低能儿。
这样的情况，极易导致两个变化，一是天海国在实际上完成对日本的形象征服，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幕府大将军为偶像的姑且称之为大将军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最终统一日本两岛。
另一方面就是如今的日本政府完成将王权虚化的转变，彻底将国王束之高阁，实行彻底的君主立宪，并与天海国媾和。这方面袁世凯地担心倒不是很大，因为如今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以前是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现在虽然形势不一样，但对于他来说，只要愿意。大隈重信随时都可以重新捏在手上。
所以，在我与他往来数封信件后，最终决定让唐绍仪亲自去一趟日本，并考虑到菲律宾局势地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故而袁世凯也被紧急宣召回来，目前来看，明治遇刺事件背后有着不寻常的背景。日本的局势在袁世凯调走后便发生这样的重大转折，这充分表明虽然大局面上日本已经完全在掌握之中。但还是有很多变数，并未完全的令人放心。
譬如这次事件，明治一死，对于日本的未来走向会出现若干不能叫人放心的可能。所以归根结底地，是要趁着这次机会，全面的把日本事务完全地再过滤一遍，并建立起一个细节性很强的应对体系来，而并非像过去那样。仅仅有一个大框架上的方略。
在袁世凯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筹划在理藩院体系下，单独再增设一个日本天海事务局出来，由袁世凯先暂任一段时间地局长，在此期间再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对日专门人才出来，日本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特殊性，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通藩属国来对待。
另外一方面，在过去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渗透，除了现有地天海国体系之外，还要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体系起来。
中华会馆在东京的势力还算可以，但是东京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法覆盖，而且他们主要负责的是中下层情报的刺探，以及日本民间层面的事务。无法起到覆盖日本上下各阶层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必要在日本地政界层面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
组党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魁首由谁来担任，以现在何种势力为基础，这还需要商榷。
这次事件之后，大隈重信的日本宪政党自从上台之后，已经与过去那种完全唯袁世凯马首是瞻的态度有大大的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调离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有这个政党本身势力已经太过庞大不容易控制的缘故。
而另一个完全外来的政治力量便是从俄国流放地解救出来的朱加施维里又有其他的妙用，暂时也不是启用这支力量的时候，也只能让他继续呆在北海道，而不是盲目的将他弄到本洲岛来。
所以，等袁世凯回来，这个傀儡政党的领袖人物，就一定要定下来，并以一定的力度持他们支撑起来，并迅速在日本政界形成力量。
这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动作，另一个动作在王室，即将登台的将是历史上的大正天皇，此人天生有遗传性的生理和性格缺陷，这方面也应该善加利用，以治病为名，将他从日本接过来呆一段时间，再动点动作。作为他来说，如今的局面让他已经夫去了他父亲当政时的权力，他的性格中那种骄横傲慢和崇拜强势文化的特点，可以加以利用，并形成从他这里出发的对政府的控制。对我来说也较为轻松，对一个人加以引导可比对一个政府加以引导要容易得多了。
王室加政党，这方面的动作可以全盘的将日本的上层社会先渐渐有所控制起来。而下层社会方面，还要加强中华会馆的活动范围，不仅仅是地理上，从工作内容方面也要扩大，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日本地方帮会势力的控制，还要负担起保护教化部人员安全的责任，并配合进行针对死硬份子的暗杀任务，这些人虽然身有侠名，但是往往有妇人之侠的嫌疑，而非国家需要的那种侠。
对为首的武林宗师，当神一样供起来就行了，具体行动可交由总参谋部选择人员去控制行动，中华会馆拿总参谋部的津贴，理所应当的就要替总参谋部办事。
总而言之，在日本局势上，袁世凯的理藩院没有强力部门，所以要让总参谋部方面给他配合起来，让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如此办起事来才能给日本的局势以雷霆重击，让有所野心的人心有所惧。
那边既然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是该洗洗牌了。
事发时尚在北京地明宫嘉仁王世子是与唐绍仪一起回去的，秉承旨意，一路上唐绍仪已经在他身上用了不少的心机。
甫抵东京，唐绍仪便亲自护送嘉仁进入日本王宫，并以天使身份入住王宫，这也让日本地政治重心立即重新回到了王宫。
第二个动作便是紧急从海军中将中村纯义家中将01年刚刚出生的由已故明治国王亲自取名的迪宫裕仁亲王接回了宫中，并在次日的公开场合下宣读了赖封诏书。策立明官嘉仁亲王为日本国王，立迪宫裕仁亲王为日本国王世子。
新国王随即发言感谢了天使的护送及慰问等等。并拟定了明治国王的葬仪等等事宜，最后宣布次年年号大正。
随后唐绍仪的行止仍然在宫中，第三日出席准备了不少天地明治国王葬礼，并与政府的大隈重信。大正国王出席了位于涩谷地明治神宫的开工典礼。
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频频接见各重要政治人物，会见在日本的中国重要代表，以及出席一些仪式，在五天后。他就应当写一份报告出来，以供我和即将抵达北京地袁世凯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参考。
天海国方面也由松平志男亲自出席葬礼，尽管两国还有零星交战，但是双方都共处在一个宗藩体系下，日本方面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这个人如今对日本的作用也不仅仅止于反面了。
在日本四岛萎缩至本洲岛尚只有一半的关头，日本人当然会谋求凤凰涅磐的机会。天海国地崛起在他们眼里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政治永远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想当年松平志男恨明治国王入骨。日本政府方面也是视其为叛国逆子，如今还不是走到了一起去。
袁世凯抵达潞河驿后直接领命进宫，在连续两天的讨论后，袁世凯正式受命在本职外兼管日本事物，他也随即去了威瀛府，随后他的下一站将是东京。长年的东海总督生涯中，他以他的手段建立了他的威权。他哪怕什么事都不做，对日本某些人也是一种威慑。
重点还是战略布局地问题，时间无多，已经不能再让日本牵太多的精力了，一个有效的管制应对方案可以节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干其他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如现在这般的需要隔三岔五的照料一下。
当然，其实这次不去理会日本的局势也无关大局，只是那样的话，以后的日子中可能会不断有若干麻烦的小问题出来犹人，所以我这才下定决心长痛不如短痛，让袁世凯紧急回来花个一年半载把事情料理了，省得以后再有什么意外。
大开杀戒是不可避免的，藩属要有藩属的样子，不然就要列为征讨之国，这便是我给袁世凯的定心丸，有了这么个意旨，他办起事情来就少了许多顾忌，效果也能达到最佳。
没有时间再去做一些表面功夫了。袁世凯抵达威瀛府后，即刻以钦差的名义召见了驻新湘省六个镇的营级以上官员，新湘岛的七万五千人的部队，也紧急进入了戒备状态，随时可以为袁世凯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作强硬保障。
而同一天，东海总督左宝贵也在新蜀省训诫了新蜀省五个镇的中上级官员，要求他们随时做好作战准备，以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气氛顿时便紧张起来，日本政府和京都幕府都递来了抗议书——当然，是经由理藩院系统传递的，袁世凯一一照收，随即将抗议书原封不动的交还了两方面的人马。并当即赶往东京，在那里不作片刻停留，立即由陆路直抵东京以北的赤城山，第二天清晨便在赤城山下的军营内检阅了兵马，并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封山演习。而他自己则安然在赤城山内的军营过了三天。
这三天日本政界人士都是在无尽的恐慌中度过的，袁世凯显示了前所未见地强硬作风，而这背后显然有皇帝陛下的钦准，那么前段时间听说的皇帝训斥袁世凯贸然向日本派兵地消息就是站不住脚的。
该反省的人会反省，要顽抗的人会顽抗。
第四天袁世凯传出可以借见外客的消息后。东京到赤城山的官道上络绎不绝的是各方大员地车队，像赶场一样从东京唐绍仪处转到赤城山袁世凯处。
重要人物包括宪政党党魁，政府首相大隈崇信；共和派的普选同盟会会长松本。正在长野失意地寺内校长，王室派出了以常宫昌子内亲王为代表的私人名义团体抵达赤城山，并谒见袁世凯。
在东京的唐绍仪也没闲着，中华会馆的人从他那里领受了新地任务，从总参派出的两个年轻人莫瑞和曾黎，以皇家代表的名义从霍元甲和黄飞鸿那里分别接掌了中华会馆的领导权。而霍黄等元老人物则分别获颁皇家赐予的武尊和武圣等名目不同地封号，并接回本土。准备荣任即将新设的体育部咨议元老职务。
四天后，袁世凯回到东京。正式向日本国国王大正颁旨，诏谕其日本国主的权威，并温言褒勉，声言作他最坚强的后盾。大正国王自然是感激涕零。袁世凯这一下也得到了以乃木犀典为首的军界终于国王的高级将领阶层的支持。
当天陆军部发表声明。声言绝不放弃对明治国王死因疑点的追查。
经过这些步骤，大正国王终于堪勘继承了他父亲遗留下来地位置，也稍稍建立了他自己的威仪。
接下来的步骤就要轻松的多了，袁世凯安排的人马渐渐的在日本上中下各阶层建立了。
自己的势力，并成功的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建立起了一个政府或陆军中有人要阴谋推翻王室。全仗天使袁大人支持，大正国王才顺利登基的形象。在条件成熟后，袁世凯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一个叫桂太郎的陆军背景深厚的人作为支持对象。
桂太郎是山县的好朋友，也算是山县在陆军系统的利益代言人之一，只是稍稍外围一些，没有寺内和山本权兵卫那样突出，在针对山县系的政治清洗中也被清洗了下来。目前赋闲在家，主张藩阀政治制度的桂太郎与天海国系统有联系，但由于利益及目的的不一致也有冲突。袁世凯也是在之前通过天海国的系统见过这个人，此人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如果脱离了中国的支持将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袁世凯本次到东京之后，就选择到了他。
在经过数次商谈之后，桂太郎愿意出面组党，并接受袁世凯领导下的理藩院日本事务局的支持，他的组党迅速得到了寺内的同志会的响应，算是在日本政坛开了一个好头。
桂太郎年纪五十五岁，本来在清洗之后已经完全破灭了的政治理想又重新被袁世凯点燃，在他的藩幕齐心会的成立大会上，面对着支持他的党徒，他当众向袁世凯表示了感谢，并在言语中称赞袁世凯是拯救日本的人，向袁世凯进献尊号“新日本，新藩阀制度之父”并得到了党徒的热烈响应。
袁世凯的以支持国王建立上层权力，培植政党建立中层的势力，全面发展中华会馆的帮会势力来控制下层社会的策略，终于取得初步进展。
这三条线，如今全部收束到了理藩院日本事务局手中。
袁世凯在东京出奇的没有见到天海国的那位大将军，原因是袁世凯抵达的前一天，松平志男已经赶返回到了京都，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天，也是第一零一和一零二镇在神户登船回国的日子。
而袁世凯在日本公开场合的讲话有四五次，但是没有一次提到这位大将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松平氏的渐渐走高，他越来越有些飘了。
袁世凯在日本忙了十多天，正准备回国参加新春的乾清宫赐宴时，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
渐渐有谣言在东京和长野地区开始散播，言说中国军队之所以租借赤城山作为驻军地点，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攻击京都，另一方面也是要偷挖当年德川幕府在倒台前匆匆埋藏在赤城山的巨额藏金。
传言有声有色有板有眼，说赤城山地区有农民看见中国军队每天在山里开挖什么，隔段时间就有大量的箱子被运走等等，而且还有旧德川幕府时代的军人出来作证等等，更有说法是这次袁世凯之所以在东京未作停留便先赶赴赤城山，是因为有一个中国军人携金逃亡的事件要处理云云。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流言纷纷，袁世凯刚刚建立起来的扶助王室的形象立刻就遭受危机。
这当然是谣言，谣言止于智者，但是世上往往是愚者多。对于袁世凯来说，可以说从来只有他算计人，没有别人算计他的，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是被人以这样的方式攻击，并将他前段时间辛苦建立起来的形来优势摧毁殆尽，更糟糕的是谣言还攻击到他的数个系统，包括新成立的藩幕齐心会，在谣言中，这些都是帮助中国人，出卖日本利益的大日奸。谣言末句便清晰的指出了他们要攻击的重点：“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在中华会馆这种黑恶势力的执行下，在藩幕齐心会这样的日奸走狗的帮助下，大日本帝国贮藏于赤城山的四百万两黄金，正在一两一两的变成中国的财产，最近听说中国向英国支付购买战舰的，正是来自日本，属于日本的黄金。”
这项谣言其实是有些根据的，万延元年，也就是1860年，世界金价大涨，对银的兑换率为1∶15，而日本国内的兑价则只有1∶3，所以日本国内的黄金大量外流，当时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开始启动这项赤城山藏金计划，到倒幕派将他刺死后，这项计划又由他的下属林大学头和小栗上野介继续负责。所以直至幕府倒台，这项藏金计划日本知者不为少。
而幕府财力的雄厚也是人所周知的，幕府时代江户南北町奉行所这样的芝麻绿豆衙门的藏金都有万两之巨，但是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庞大经济实力不知去向，所以，赤城山更是怀疑的目标了。
这个谣言，正可谓时机恰当，攻击有理有据，也让袁世凯颇为难受，能编造出这个谣言的人，必然就是要下铁血手段对付的人。袁世凯在初闻谣言后，便立下决心，并立即让中华会馆发动所有亲附的日本地方帮会势力开始寻找谣言的头。
同时，他也开始正式辟谣，一是邀请亲华的政治领袖访问军营，二来军营不定期向公众短期开放，并开放周围的部分区域让日本人做生意，这些都是直截了当回应谣言的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开始接触尚在东京生活的幕府将军德州庆喜，但是目前来说尚是秘密的。因为很简单，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松平氏有不轨之心，如果公然与德川庆喜接触，会让自称大将军的松平氏生出其他的想法来，节外生枝反而有所不便。
几天后，中华会馆的人回报说谣言是黑龙会传出来的。
面对着回报的莫瑞少校和曾黎上尉，袁世凯查证之后，好半天没有说话，脸上涨的略有些发红，一拳砸在桌子上，随后却是十分平和的吁了一口气命令道：“传本大臣钧令，命大隈重信即刻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