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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卫东在那独自思索着什么，国企业并没有打扰李卫东，国企业知道，李卫东肯定是在为东北义勇军在筹算着什么，他们这样的部队，大多都是因为响应李卫东和马占山的拉起队伍抗战的，李卫东和马占山，已经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他们的领袖。
在鬼子经营多年的辽南地区，也有抗日的队伍，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
。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gmd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
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
。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群众自动帮助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
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也只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日寇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三万人。
敌我兵力相比，固然装备训练我不如敌，而我在数量上则超过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和地理条件又都对我有利。乃仅历时年余，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竟全部失败。
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
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颈。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
。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奸。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gmd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gmd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是，那是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故事，这一次，李卫东来了，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要想尽办法，保留这支抗战力量，他要叫这些部队，成为淘佐罗领导的新编独立第一旅，一样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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