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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八字不合的宋江吴用发展起来和卢家被朝廷查封，这两件事情给卢俊义巨大打击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朝着有利于卢俊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朝廷昏招迭出，扰民害民之策层出不穷，使得黎民百姓生活越发艰辛，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者越来越多。
在二十一世纪，听许多研究宋史的专家胡乱吹捧，说宋朝的经济有多发达，赋税收入最高达到一亿六千万贯，是其他朝代的数倍甚至十几倍，很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遭遇蒙古这个前所未有的军事怪物，宋朝就会从封建社会自动过渡到资本社会。
对以上的论断，卢俊义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他穿越到了这北宋末年一年后，等他完完整整地了解宋朝这个朝代赵宋的经济制度，他才觉得那些专家的话有多么不可信，他们的鼓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王婆卖瓜，就像某些专家把满清王朝吹捧成盛世王朝。
宋朝的岁入较唐有巨大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就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朝廷令斗麦折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地几乎三倍。
宋朝的财政收入最多一年达到1亿6000万贯文，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大的笑话，因为所谓“一亿六千万”，它的单位不是什么“贯文”，而是“贯石匹两”。这个“一亿六千万”，就是不考虑单位，只考虑数量，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宋朝搞的是货币+实物的赋税制度，钱地单位是贯。米的单位是石，布帛的单位是匹，白银的单位是两，丝绵的单位还是两（一两白银价值1贯钱，一两丝绵价值50文钱，然而在这个1亿6000万的大杂烩统计里，一两白银+一两丝绵2两），对了，还有草……单位是“束”。就比如说：熙宁十年（1077）的财政收入中属于农业税收入的部分大约是5200万“贯石匹两”，然而其中有“草”1765万束。折合成钱才35.3万贯（当时草大约是20文/万束）。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敛财高手。确实，各朝都重视“理财”。拼命扩大岁入来弥补其日益庞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变法前。有宋岁入较国家初建时增加六倍，而国库反而从有赢余变为大亏空。以国营工商业等形式与民争利自然是一条生财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地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府积贫的局面。看穿两宋的历史，其国策就是：聚财富于官，敛财富于中央。民困官丰，而官府之资财又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然而，举国之资、全民之资，还是供养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庞大开销。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在它几百年的统治中，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就不能维持其运转。这样地一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大笑话，是和着无数黎民的血与泪地荒唐！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赋税）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真是对宋朝财政地精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赋税，将负担转嫁到农夫，小民困焉，州县将财富上供朝廷，州县困焉。而朝廷“三冗”之余，又复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于是聚敛天下之财富却还是不免困焉。象东京汴梁，虽然辉煌灿烂到极点，但却是以全国之用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畸形地消费城市，它中间也许有那么一些能穿上丝绸的劳动者，然而，这与全国地反差又多么的大。当时地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宋朝辉煌财富的创造者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始终不过是“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
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巨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部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侵或者金人**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如果没有当时巨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部矛盾，这样一个政府，激起全国性的巨变，乃至发生汉末那样的脆性崩溃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一点，自然就是这个政权终于糟糕到在竭尽民力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尽到它保全自己和保护将希望寄托于它的百姓的义务，为外敌所灭亡，来不及等到内部的矛盾将之彻底摧毁。
卢俊义细细分析了赵宋朝廷的实质，他越来越有信心在推翻赵宋朝廷的基础上再击败蛮族铁骑的入侵，不过尘世如潮人如水，有时候做再多打算计划都是空的，就像卢俊义打明暗两条发展线的算盘打了很久，铺垫了好久，经不起吴用的出卖，功亏一篑。所以卢俊义只给自己一个大方向，其他的顺势而为。
目前就有一个大势，可以顺势推舟。
政和元年，宋廷为搜刮民脂民膏，设置了一个专向民户掠夺土地的机关,叫做“西城括田所”,先后用宦官杨戬（此杨戬跟二郎神屁关系都没）、李彦主管其事。名义上,是要由这个“西城括田所”把一些荒芜无主的土地和死绝逃亡户的土地,没收了来作为公田;实际上,它却专去强占一些肥沃土田,把原业主迫充佃户,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纳租课。例如,河南汝州鲁山县的土地适于种稻,它就把这一县的土地全部括为公田,致使成千累万的农民都因此破产,冻馁致死。后来,又把掠夺范围扩大到山东、河北、淮南、江浙等地。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口时淹没过的土地,因原来地界都已冲垮,就全被作为无主土地没收。到宣和三年为止,经杨戬掠夺的民田就已达到三万四千三百多顷。
梁山泊原本是一个很小的湖泊，因黄河决口使许多原来的小湖泊与之汇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王安石执政时总想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有小人建议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改成水田，可以增加大量的官粮，王安石听了非常高兴，又说好是好，只是那么多水放到哪里去呢？当时刘贡父也在场，接话说在旁边再开一个八百里湖泊就可以容纳。王安石听了哈哈大笑，此议也就作罢。“西城括田所”成立后也打起了梁山泊的主意，梁山泊本是济州、东平府沿湖渔民赖以生存的**，但“西城括田所”将整个梁山泊收为“公有”，规定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犯禁者以盗贼论处。沿湖各县除正税外，每年新增税钱十几万，遇到灾害还不得减免。沉重的租税逼得人们走投无路，许多渔民不得已就投奔了梁山水泊。
卢俊义此时方才知道自己原来封湖迁移渔民的政策有多么荒诞愚蠢，整的自己跟朝廷没有什么两样，卢俊义马上改正了方法，还是派出军队，但是是利诱和说服，并不威逼。
梁山义军出兵剿灭“西城括田所”的税吏武装，规定但凡归附梁山的渔民可乘坐梁山的大船出湖捕鱼、采藕、割蒲，梁山义军不仅提供保护，还以市价收购渔民的鱼和藕，不收取任何税，一方面吸引沿湖几十万渔民的支持，同时也可让更多士兵腾出时间参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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