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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起义，由于从宗教中产生，因此其反封建性比较彻底，封建四权都反对，这是方腊起义的特点。
宋江方腊起义表明，民众思维在稳定了太平观的基础上，有了反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观念，政治上更成熟一些了，标志着汉族大地主儒学思想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产生束缚的死亡前途。
由于国家太大，皇族一家控制天下日趋衰亡，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开始登上中国舞台，中国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多民族融合的前程，国家版图急剧扩大。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次年，赵构在南京称帝，建立南宋偏安小王朝。
1/7 成熟运用权谋术
公元1130年，已经“偏安”了的南宋大地主仍然无力从腐败中自拔，各地群众成立了农民自卫组织，湖南常德人钟相就是这些农民组织中某一支的首领，在这一年发动了第七次大农民起义。
钟相杨幺起义发动时，也以宗教方式宣扬其思想和政治主张。钟相自称“天大圣”，与方腊自称“圣公”意思差不多，并说自己“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钟相突破“均贫富”的朴素经济理想，开始重视社会法制。他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反应法制和经济的双重要求。
钟相杨幺起义，建立了“大楚”政权，年号“天载”。他们把焚烧官府，杀死官吏叫“行法”；把夺取地主、官僚的财产，分给农民称“均平”；起义军内部人与人之间互称“爷儿”，表示不分高下，自愿分财互助，起义军边生产边打仗。钟相杨幺起义军，具有勤劳、朴实、平等、互助的特点，具有成熟的中国农民人格特征。
到钟相杨幺起义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张角的黄巾起义开始，黄巢、王小波、方腊等，都运用了宗教的办法组织民众，但是，这些宗教前后都没有继承性。为什么既没有继承性而又顽强地顺延呢？因为自春秋战国起，中国人便不相信神祗的作用，而更重视现实，农民们信教，其实是政治组织的需要，农民们的起义宗教，反映出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一种权谋术，是以阴制阳的阴谋术的一种。经过数次使用，这种权谋术日益沉淀和成熟。
钟相杨幺起义的中心地带为湖南洞庭湖区，起义军在湖里建立根据地，发展水军，是最早具有根据地的农民起义之一，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早启蒙。
钟相杨幺起义反映了民众思想的什么内容呢？这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朴素经济观，农民们认为，不劳而食可耻，不管是军人还是农民，都必须劳动。这种观点很有远义，中国20世纪改造地主、资本家时，也宣扬过这样的思想，要求他们参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在民众思想中，这种观念很少被重视，其实它提供了太平理想的根本方法。
钟相杨幺起义被岳飞等人镇压下去了，但并不表示南宋王朝已脱离腐败。公元1276年，蒙古民族的首领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南宋灭亡，中国成为一个版图更大的多民族的国家。
1/8 强化“中国”观念
元朝的大一统天下，得益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生在战争中度过，蒙古人的能征善战，成吉思汗的疆域野心加上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版图戏剧化地扩大，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最大时达3000万平方公里。
但是，打天下和组织社会不是一回事，蒙古人崇尚强力的游牧文化，较之于汉族地方推崇了多年的儒家文化，虽然更有创造力和生命力，但是对统治一个大国在政治上还欠不足。但是不论是忽必烈还是成吉思汗，都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一直将儒家文化拒之门外，这成了元朝较清朝时间短一半以上的主要原因。
蒙古人曾将中原人分十等，其中第八位妓女，第九位是儒生，第十位是乞丐，儒生处于这种地位，可以想见蒙古人对以做官为职业和终生追求的儒生及其思想是多么鄙视。（**中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典出于此。）
元朝既然撇开儒生的政治主张，采纳的便是法家系的思想，以法治国，偏重于强权政治。元朝建立行省制度，健全了行政区划和行政组织。然而对有了一千多年礼治历史的中原人来说，强权是不能服人的。元朝统一中国仅86年后，元朝的统治者便吃到这种轻视儒学的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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