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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夏朝和商朝还远远不是封建社会，它们仅仅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头，时间大至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为什么这两个朝代的更替形式就概括了中国后来两三千年的政治历史呢？
中国学者冯天瑜先生等人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一书中说：“精神生活与经济基础的联系间接一些，其发展往往不成比例，当民生凋敝，社会陷入苦难的时期，可以出现文学艺术的高峰；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学艺术有可能平淡无奇。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不仅依照审美的规则，把握和再现中国古代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并且用巨大的感染力表达人们的政治、伦理、宗教观念，从而成为反映民族精神的文化系统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并解释说：“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物欲追求往往淹没了人们思辩的才华，进入一个哲学贫因的时期。而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的时期，哲学思辩往往放出特别的光辉。因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政治斗争的强烈尖锐，磨砺了这种时代人们的思想锋芒。”
冯教授所说的精神生活与经济基础不成比例的关系，我们姑且称为政治文化背反律。在春秋战国及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政治文化背反律基本上印证了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在夏朝和商朝，政治文化背反律基本是不成立的。
夏朝和商朝合起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循环往复的流血政治作为一种文化被流传下来外，再没有其它特别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那种时代，人们处于蒙昧状态下，与自然的斗争必定尖锐，因为人们的生存技能较低，在保障起码生活方面必定有很多事可做。王朝政治才建立，过惯了禅让政治的人们，一下子不会太习惯。一不习惯，政治矛盾必然尖锐，尖锐就应该磨砺思想的锋芒。这就是说，当时条件下，一千多年的太平盛世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一千多年的太平盛世，又没有辉煌的文化出现，政治文化背反律现象也就没有产生。
为什么在夏商朝没有出现政治文化背反现象？而循环往复的流血政治又被稳妥地照应了后来的中国历史呢？这似乎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早先的社会思维（国家思维）起到的历史定势作用非常重要，在人们的历史认知范围内，人们认为正确的美好的必然的又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东西，一定要在历史中再现。只有在人的认知能力发现这种正确性美好性和必然性不存在了，历史的再现才会终止。
其二，历史召唤能人，但不一定每召必应。能人的出现有很多偶然因素。夏商两朝没有出现有思想光辉的能人，所以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在文化上建树不高。历史有一个由量变至质变的过程，而且历史往往是某个人存在的偶然性而转化为必然性的。当然，能人往往是抛砖引玉的，不能代替众生创造历史。
西方也出现过王朝政治，为什么西方没有象中国那样出现原地踏步的循环往复似的流血政治？从纯历史角度来看，周公姬旦和汉高祖刘邦这两个人存在的偶然性与中国封建社会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周公名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非常聪明，堪称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做的大事如云，其中两件事特别影响着中国的历史、风俗和人的根本价值观。
一是在西周建立宗法制，用于处理同一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等关系。规定了以宗族方式行使统治权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和秩序。宗族之内分为大宗和小宗，只有嫡长子才是全族的大宗，旁系庶子则为小宗。
权利的继承，“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强调纯血统。按照这种权利制度，先出生的儿子总要得许多便宜。当然，也有后出生的儿子对此不平，经常引出流血政变。
为什么要给长子以特权？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人的平均寿命较短，立长的规定比较利于保持宗族权力不受外族左右，皇族对儿皇帝也是不太满意的。
宗法制度始于统治集团内部，在社会上形成特权阶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有人发现它对非统治集团的血统关系也很适用，所以宗法制度很快在社会中广泛深根。宗法制度把一个家族治理得服服贴贴，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一些稳定因素，受到统治者的推崇。愈到后来，宗族的法规越细越严，具有法律效力，可以对触犯者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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