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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有巨大的差别。绝大多数的公司从事经营、生产和服务，以货币为流通手段实现物质和劳动的运动。这是人们常常见到的公司，其积累资本的过程，是一个劳动的过程。另一种公司，直接从事货币的买卖，它没有物质和劳动的运动，只有货币的运动，一夜间，财富数以百万计聚积或消失。第三种类型的公司，既不组织生产也不买卖货币，而是以卖买公司为主要业务。这样，由于业务的巨大差别，公司盈利100万元，三种类型的公司所表达出的社会意义截然不同，但在使用这100万元时，公司又是平等的。其实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其三，公司的结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20世纪发源于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重视企业的创新和盈利，企业权力机构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团队构成，它没有企业内的道德文化关怀组织，所以难以形成稳定的公司道德约束。从本质上看，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国家，这是美国病的根源所在。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组建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虽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公司，但在企业道德建设上还是有些探索。如企业由党委会、工会、经理团队构成，辅助性组织有团支部、妇女联合会。除经理团队依法操作外，其它结构均是制度性组织，对建立企业道德，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家庭不和，有良好的作用。因此，是否现在的公司结构模式是最好的结构模式，也值得研究。
其四，公司应该建立何种道德？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应该承担何种社会道德责任？则是未知数。而在过去的一切社会结构基本单元中，道德问题都是解决的重点，它是一个社会由自然王国过渡到必然王国的核心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知道，公司化确实刚刚开始，而且21世纪初，地球上较少在法律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不同的公司进行细分，一个国家往往只有一个《公司法》，而不是对不同类型的公司分别立法，这就是公司化的内涵处于初级水平的证明。
6/2 公司文化时代文化全球化
建立公司社会是20世纪末期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垮台和以国家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这股潮流来势更为汹猛，不可阻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迫不及待地顺应世界潮流，建立公司社会。
但是，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对公司社会并没有很深的认识，毛泽东时代一直认为商品化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予以批判和谴责，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心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专门指出，经济建设中，没有姓资和姓社的区别。
那么，公司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公司社会就意味着全社会万事万物的高度商品化，越到帝国主义阶段，就愈明显。在这里，除了衣服、帽子、鞋子、房子、食物、汽车等等是商品外，连空气、阳光、水、山川、河流、道路、田野、人本身也是商品。在社会关系中，道德、尊严、官衔、名誉、地位等等也会被不法分子或道德堕落分子当成商品。商品无孔不入，无所不包，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卖。
早在自由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公司社会的这种本质就暴露在人们面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的《悲惨世界》中，第一位女主人翁芳汀迫于生计时，便卖了自己的头发和牙齿，把它们当作商品来出售，出卖肉体更是理所当然。西方国家的法律中把判刑的年数与金额等价，更露骨地反映了公司社会的这种特色。
有一种观念认为，世界文明史分为三个时代，即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和大洋文明时代，这种划分方法与梁启超将中国文明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基本相对应，其中近世史是从乾隆末年开始，至清朝末年。梁启超说，此时代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末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梁启超还认为近世史不过是将来史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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