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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金收兵的齐军只是这一波的进攻失败，重新收拢队伍还要继续。
将近两千人的尝试进攻，没有火炮的支援，就靠着杵盾短剑戈矛，用着二十年前就已经过时的攻城方式，冲击着最适合低劣黑火药时代的城防，后果可想而知。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装死卧在了这布满死亡的三百步之内。
躺在地上装死的司马长听着那些凄惨的齐语之音，叹气道：“这天下怕是要变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跟着贵人，贵人的战车一冲，我们也不管敌人在哪，只要跟着战车跑过去就好。远了的话虽说有羽箭，可也不想现在一样，隔着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铁弹砸死。”
其实天下已经变了，不然这时候打仗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这个齐军司马长所谓的天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齐卒也道：“就看这个样子，想要攻下赢邑，要死好多人啊。”
司马长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别人难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我们不过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们要是不死，不击败墨家，他就得死。”
这简单的道理经过简单的描述，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阵了然明悟的哦哦声。
这样简单的道理，可以被这些自小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难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这些趴着装死的人，都只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自己装死装的心安理得的行为。
譬如数百步外的另一侧，也有一个人在那装死，但他的身边只有自己，并没有其余的伙伴。
偶尔炮声响起的时候，他会悄悄抬头看看远处的动静，怅然道：“夫子言，天下万物，莫贵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若天下人人贵己贵生，又何来这战乱纷纷？”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天下，弄得天下烽火，倒也可笑。”
装死的这人说完，摇摇头，又回头看了看正在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齐军，骂道：“为一人之利，而损万人之生，桀纣之行也！田氏岂不亡矣？”
既是“天下万物莫过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那么战场上装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说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说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此时天下，黄老五德与天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说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天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评价道：杨**而不法，墨俭而废礼。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
说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杨墨两家成为了天下的显学，逼得儒家辞而辟之。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乱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数百年礼法的压抑，终于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人性解放的曙光初现之时，必然会包含太多的极端。
自私、自利、贵己、贵生，这也是对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端的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天下的思索。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天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天下人的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天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说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说，不要想着利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天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天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天下，而将天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天下“道法自然”、“小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天下的苦难，但这天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天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天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人的，天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天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你们墨家今日说为了利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的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天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天下。
墨家却认为，我们今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收走别人的财物，那是为了更好的利于天下，以理性去推断，我们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优解，而你们杨朱学派的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好——墨家的兼爱之说的基础是爱己、兼爱只是理性推论下爱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优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过程中分歧太大。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天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儒家式微，天下将乱，生产力提升，人性觉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杨朱和墨家所必须走的两条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选择其一，所以才导致了“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局面。
这是个很好推断的未来。
若天下之言归于杨朱，那么便会开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充斥肉欲”、“以极端的本性释放对抗极端的压抑”的文艺复兴，释放出的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财，对黄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礼”是天然的敌人，这种释放出的欲望和人性会自发地团结天下人，会把分封建制的“礼”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对于个性自由的过度追求之后重新开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关系。
而墨家要做的，则是用理性推论出如今天下，礼已经不再适用，要用理性推断和物质基础创造出新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若没有物质支撑难以为继，所以要用利天下这三个字，让天下的人在驷马先锋的组织之下，不是依靠自发和自觉以及人性释放后对礼的天然敌视、而是有目的有组织地依靠墨者这些驷马先锋队带领，砸碎过去的条条框框，创出一个新的天下。
前者可能需要数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尤其是在物质基础不断跟进的现实之下。
这种分歧之下，那个在市井中学过一些杨朱学派学问的“逃卒”，对于墨家只是厌恶，却并不恨。
对于身后的那些强制他的出征的贵族，则是充满了恨。
每个人的义不相同，而杨朱的义是贵生，所以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会有丝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几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样，但效果却是一样的。
战场之外的市井辩论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辩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持剑互殴以正其义。
战场之上的生死搏杀中，他却只是感叹一下墨家的义不一定对，但对墨家的敌人一样充满了恨。
敌人的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时候总比敌人更可靠一些，这杨朱学派的逃卒嘴里虽然念叨着墨家道理的不对之处，却还是迫切地盼望着这一战墨家快点打赢。
墨家虽然没有极致的贵生，但是天生人而活着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导致了墨家并不杀无罪的俘虏，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
他很认同墨家的“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说法，只是讨厌墨家以强制服役和征战天下的手段、以逼得天下人认可“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行为。
因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的本质：天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天帝，所以无权以此为理由强制服役征战，因为服役征战可能会死人，不合于贵生之义，只会适得其反。
他觉得，这就像是墨家说，我们墨家要让天下没有打人的事，我们最讨厌打人这种行为了，然后靠着一双拳头打的那些喜欢打人的人都不打人了，这就没有道理。
杨朱的义不是错的，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杨朱没有教这逃卒的夫子、这逃卒的夫子也没有教他一件事：贵己贵生，我不害人，别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别人却来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却来抢我之物，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