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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城中。
几辆马车拉着丝绸、铜钱、金子之类的贵重物品，在一队士卒的护送下来到了城内墨家计划要日夜不停修筑起一道新城防的地方。
城外的炮声还在继续，但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魏韩联军才刚刚开始填沟渠，厚厚的城墙基座至少还能够在魏韩联军的简陋铜炮下支撑个六七天。
新郑城很大，大到原本历史上韩国建设成都城后，整个城墙的周长有四十五华里，严重地僭越。
只不过韩国大兴土木扩修新郑的时候，周天子已经没人在乎了，那时候自然可以逾越规矩——四十五华里，不管怎么打擦边球，也不可能每个城墙的边长小于九里。
此时的新郑要小于后来的韩国都城，但依旧周长二十余里，城中有菜地园圃之类的场所，农业人口还是占据多数。
空地当然不少，可是要修建新的城防，选择的位置就不能靠原本的城墙太近，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划。
那些装着郑君财物的马车，就是来支付给这些将要被拆除房屋的郑人的。
在新郑明面活动的墨者都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除了在一线守城的民众，在魏韩火炮袭击的方向，先将民众编为了什伍。
好在编制什伍这是有基础的。
当年子产变法之后就曾编制国，郑幽公死于韩人之手后郑韩交战了几十年，基层组织军事化虽然不可能普及到整个郑国，但在郑国的都城还是可以做到一些。
后世秦墨入秦之后，秦国守城的法律严苛到三军为“壮男一军、壮女一军、老弱一军”，墨家的组织术一直是秉持着全面战争全民参与的态度的，如今若是真的想要守住新郑一段时间，也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
新郑的民众对于国君和驷氏不信任，但对墨家足够信任，所以墨家可以很容易充当一下王公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桥梁。
几车财物运来后，便将组织起来的民众叫在一起，备说了一下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重要性。
民众也知道，若是王公贵族们打仗，真的要拆屋便直接就拆了，哪里还用得着与主券书之照价赔偿。
徐弱也知道这种事需要先从王公贵族那里下手，才能够使民众信服，因而这一处关键地段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起点，就是从一名贵族的宅院那开始的。
墨家也没有讲太多的客气，带着有调动城中除了贵族私卒之外一切力量的权力的璜符，直接拆除了一处贵族的庭院。
那贵族的家人隶子弟家臣倒是想要反抗拒绝，但被成组织、有背书的郑君和驷氏做后台的墨家带人强拆了。
郑国经济发达，也是最早产生了民间讼师律师的国度，还发生过民家法代替刑鼎官方法的事，找出一个能够估价的人并不难。
粗估了一下房屋的造价就直接拆掉，木料土石要么用来作为修补城墙的材料，要么就直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这和后世商鞅立木差不多的套路，民众对王公贵族和政府缺乏最基本信任的时候，就只能用民众认为最高不可攀的那些人先动手。
商鞅动的是秦国政府说话不算话的手；徐弱等人动的是郑国贵族的手。
在获取了基本的信任后，墨家便开始了最擅长的煽动和鼓动。
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不是民众和墨者之间的，因为这两方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墨家经常做一些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举动，这是最省钱最省力却又偏偏最形容吸纳人心的办法——若如泗上那样翻天覆地的改变，需要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太多，天下能养一个泗上，却养不起别的地方如泗上一样。
然而即便巧舌如簧，即便民众对墨家有着足够的信任，可宣扬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不是不好，而是极差，应者寥寥。
徐弱和几个墨者在后面简单了开个会，一名有着口才和能够宣传的墨者摇头道：“太难了，畏首畏尾，和贵族合作守城，这根本就没法宣扬，更没法让民众尽力。”
“咱们在泗上的政策不能说，这是咱们在外活动的规矩，那这还怎么宣传吗？我实在找不出能够让民众效死而战的说辞。”
徐弱也听了刚才的宣传，民众真的是一点都不上心。
他倒是清楚，不是郑国的民众不行，而是墨家和郑国王公贵族统战合作，那有些东西就不能说。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凭什么把民众发动起来？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在民众看来贵族之间打来打去那不就是在争权夺利，赢了和他们没关系，输了说不定还更好……
郑国的情况很特殊。
譬如在郑国要求死战的，那是驷氏一族，他们家族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上新郑的大半。
这些年不断和韩国交战，民众饱受其苦。
不是说战死沙场的苦，死就死了，两眼一闭，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苦难是不死的情况下怎么活下去。
譬如城中的农夫，当年子产变法之后，不少人是有了自己的私产私田的，等到铁器和新作物新技术传过来后，如果一切正常，他们的日子会过得不错。
比如原来只能用骨器、木器、石器来耕种，也没有垄作，也没有新作物，郑国的民众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在原本的物质基础上能够活下去，一旦生产技术有了一个跨域式的发展，那显然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的。
譬如原来，一家授田百亩，子产变法之后变为了私田，这在铜石并用的时代也就将将填饱肚子。一旦铁器新作物传来，同样的百亩就能生产原来数倍的粮食，生活肯定是更好的。
然而……郑国的大半数民众并没有如泗上一样享受到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利处。
连年征战，家里的地缺乏青壮劳动力种植……
这件事后世变法后的秦国可以无视，因为秦国集权变法，重农抑商，授田制土地禁止买卖，整个秦国都差不多，也没有大商人大贵族趁机兼并土地，毕竟没有办法和变法集权之后的国家暴力机器抗衡。
郑国就不能无视。
君主没能力集权，私有制私田制又早早出现在郑国这个中原地区最早富庶的地方。
农夫在前方打仗，家里交着重税勉力维持着家庭，稍微遭受一点灾荒，贵族、商人们就会蜂拥而上，夺走这些农夫最后的一点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农家的思潮会很容易在中原地区有许多信众、为什么非要重农抑商、市贾不二价、土地公有的空想学说会被底层民众推崇的原因。
对于底层而言，相较于中原的这种新时代将生未生、旧时代已经崩溃的状态，其实他们宁肯接受秦国那种重农抑商、遏制贵族、使得土地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最起码不被夺走的政策。
新郑自耕农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
铁器的价格不低，牛马的价格更不低，又得缴纳各种甲赋，很难积累财富。
一方面粮食又逐年降价，货币开始大规模流通，农夫手里的钱更少了。
遇到荒年就需要借贷，借贷就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后世孟尝君养士的一部分收入就源于高利贷的利息。
实在还不起了，就卖掉私田，或者沦为贵族的封地农奴，或者成为佣耕者。
魏韩不是来解放人民的，魏韩和郑之间的战争就是贵族之间的狗咬狗，可现实就是一旦魏韩联军攻入，驷氏一族肯定是要被杀掉大半的。
人死了，高利贷就不用还了，魏韩和带来的其余六穆贵族最多也就是继承原本的土地、扩大一下封地，总不能连高利贷就继承。
在泗上，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暴力手段，清除贵族，财富重新洗牌分配，使得民众享受到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红利，吸着九州各国的血不至于让泗上民众太苦。
就算不在泗上，如果墨家真的掌权，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贵族最多保留周礼制度下规定的一部分土地为私田，取消人身依附，多余的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给民众，高利贷的利息只承认本金的一倍，一旦利息超过了一倍一律视作已经偿还了利息，多出的部分作为本金。
可问题就出在这：想要解决的手段很简单，和偏偏这些简单的手段不能实行。
如果要是实行，那也不用和贵族合力守城了，先得来一场起义。
这也是徐弱等墨者最头疼的地方，都特么死到临头了，郑国的贵族们还没有一丁点的自知之明，居然还在这件事上扯淡，根本不能答应。
能够答应守城拆除房屋会照价赔偿，这在一些贵族眼中已经是做到了极致。
宣传上畏手畏脚有所保留，这要是能够把民众鼓动起来才有鬼了。
在郑国起义那是自寻死路，而且上面也没有允许，私自发动那是要受到批判认为消耗了力量不利于长久的。
既是如此，那就还得保持着和贵族们“妥协”，但这种事一旦妥协，就妥不出任何结果。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空喊了半天，也不是没有信任，可就是触及不到民众最想要的东西，民众还是根本不愿意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