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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玄鸟、简狄、句芒、东君、夸张胸部的生育女神，其实出于同源，故事的内核也是一致的，最终会伴随着统一的同义之后，化为一个固定的形象。
此时的神话已经逐渐成型，固然墨家在编“认同感”的神话，各国学派其实都在编。
楚国等地更是已经编出了伏羲女娲生四子开天辟地的故事，极力证明自己是诸夏的一部分——虽然墨家这边正在编伏羲女娲和开天辟地的故事，但双方其实算是同时进行的，墨家的侧重点在于遗传学的初步解释，并非是为了神话本身。
按照这时候混乱的神话，伏羲和太昊其实分不太清，而句芒正是太昊的木正。
殷商时候，上帝是殷商的祖先始祖，商的历代先王的抽象集合就是上帝，商朝是神权制的神圣血脉，上帝之裔，连同伐夏的理由，都是替上帝惩罚。我是上帝之裔，我垄断着神权，上帝是我祖先，所以我想打谁那不是我想打，而是上帝要打。
周取代商，就必须连同神话一起改造，将原本专属于商王朝的始祖上帝，改为了昊天上帝，并且逐渐朝着上古神话靠拢：大家上古时候都是亲戚，上帝不是你们殷商人的祖先，而是更古老时候的太昊啊、伏羲啊，共同祖先的神格化后是上帝，所以谁有德，谁当天子。这要是上帝是你们殷商家亲戚，这武王伐纣就不好了。
于是玄鸟、简狄变为了句芒。上帝都不是你们殷商的了，这春神、生育神也得换换，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在诸夏，早就明白了神要为政治服务这个概念。
上帝都能换个人来当，况于配属的臣子。
墨家内部之前也是重鬼神的，而墨家内部的“句芒”形象最有意思。
脸是方的、浑身披着羽毛、人脸，鸟身，很明显是由玄鸟简狄化来的，只不过随着农耕文化逐渐深入，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女神变为了男神，和句芒融合在一起。
除了脸是方的之外，墨家内部的句芒形象，手里捏着一个圆规……方脸加圆规，所谓规矩，用以衡量人世间的种种。
墨家故事里句芒当年见过秦穆公，因为秦穆公这国君干的不错，所以作为天帝的使者多给了秦穆公十九年性命。
不管是墨家内部的祭祀形象、还是儒家内部的祭祀形象、以及周朝官方的祭祀形象，虽有变化，但春神都是男的，所以主祭的要用男觋，不能用女巫。
因而，主官婚姻的官媒媒氏，也要用男的，官方的媒都是男人。
然而，民间的媒，却依旧在用女性，因为民间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掉的，尤其是信息不发达的时代。
从车上走下来的那个女人，正是标准的北方代地民间媒人的形象。
头上弯弯曲曲的象征着草木的装饰，那是象征着春天草木繁荣，是春神女巫的标准形象。
身上披着的羽毛，象征着玄鸟、简狄以及变性后人面鸟身的句芒。
高柳城的民媒很好找，原来就有挺多，只不过媒人这一行当这些年不太赚钱，有些行当不好在明面上干了。
因为民媒……主要搂钱的手段，是祭祀骗人、是买卖女子的中间人，尤其是买卖婚姻在底层极为流行的时候，她们这些民媒便极为赚钱。
她们若在泗上，就是当初被适毒死的那样人物。
在邺地，就是主持河伯娶妻的女巫。
在高柳，祭祀骗人是犯罪、买卖婚姻也管得严，这些年她们也只好当真正的媒人，只是牵线搭桥赚取点劳务费，有些人甚至洗手不干跑去别处，留下来的也都既往不咎转行为媒婆。
媒婆也算是民间传统，只要别搞祭祀、活祭、搂钱、买卖人口什么的，也是可以改造并且承受的，墨家也考虑了，泗上的一些做法在这里还是略显激进，移风易俗也得慢慢来，别再出汉中那样的乱子。
要说起来，穿戴着鸟毛服装，可以算是迷信祭祀，但也可以算作是“民俗服装”。
像是楚国的高冠，墨家说那是上古祭祀留下的习俗，学的是鸟尾巴和鸟头上的冠子和毛，可真要是不准，只怕楚人便不可能接受墨家。
墨家在高柳的力量还不足以像是在泗上一样翻天覆地，有些东西也就顺其自然，只要别再搞祭祀骗人和买卖婚姻就行——移风易俗，靠的是钱，靠的是足够的干部，靠的是生产力的改变。
泗上有许多，高柳却连开蒙教师先生还配不齐呢。
这媒婆前几日被墨家找到，墨家的人还没开口，这媒婆先声夺人，用墨家的道理大喊道：“惟害无罪！犯禁为罪！法不成文之前犯的法不是犯法！”
她之前也买卖过女子，搞过祭祀骗钱，墨家内部原来本身就有祭祀之学，都是圈内人士，有些手段别人抓不到，墨家抓起来可是一抓一个准儿。
只是这些年收敛了手脚，也不敢造次，只是靠当媒人收个劳务费、混个婚礼上的餐饭才能维持生活。
做工又觉得累、去纺织又坐不住，也只能靠干这一行来谋生，也就是高柳这边的习俗还未改变，她的日子过得比起以前自然不如，可总还不差。
当时墨家的几个人便被这媒人气的笑了，为首的那个便笑骂道：“你们学别的慢，学这个倒是快。不是抓你的，你这几年我们也查了，确实也没干那些祭祀敛财、买卖婚姻的事。”
那媒婆是何等人物，人精般的女人，一听这话，立刻堆笑道：“墨家利天下之心，我也还是知道的。之前是不懂，现在明白了，哪里还敢再做？几位同志找我有什么事？”
墨家那几人听得同志一词，也是哭笑不得，说道：“宣义部请你去吃酒。”
媒婆又笑道：“哎呦，宣义部竟不把我们集中起来讲义，却要吃酒？这可真是奇事。”
她也知道墨家抓人不会编造理由，再说她这样的人物真要是抓她也不必如此，城尉那边就可以给办了，哪里用宣义部出面。
琢磨了一下这几年自己的确是没犯什么错，便跟着去了。
去了后才发现不只是她，一起请来的还有六七个，都是以前的同行，见面后都是互相望了一眼，眼神里满满是“你也来了”的奇怪情绪。幸灾乐祸、紧张不安、同舟共济，可谓皆有之。
说是吃酒，还真是吃酒，桌上摆着一些肉、酒、枣子、柿子饼、花生之类的东西，宣义部的人一出面，这几个媒婆纷纷起身行礼。
略微说了几句，这些媒婆才算是放下心来。
原来却是这么回事：
按照婚礼的习俗，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婚礼规格。礼乐崩坏，导致了许多商人开始僭越，这也导致了民间的侈靡之风、攀比之风，使得结婚婚礼花费极多。
凡有对比，就有伤害。墨家既讲平等，少不得就要在一些事上出面干涉，使得这种平等至少要做到表面的平等，表面的平等是打破民间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第一步，表面的平等才可以更为顺利的传播平等的概念。
诸夏的婚礼，是没有音乐的，不准用丝竹、鼓乐之类。
儒家的解释是嫁女儿那是女儿离家，很悲伤的一件事，这其中可以看出亲情之德，所以因为这种悲伤，才不用鼓乐。
墨家的解释是娶字一开始并不是娶，而是抢，所以那时候的习惯流传下来，不会用鼓乐。
双方可为都是画了个靶子往上靠，一边用德来靠、一边是历史物质来靠，怎么解释针对这一件事和此时此刻已有的传统，这肯定是都对，但整个道义的分歧牵扯到别的事，那就可真是不可调和了。
丝竹鼓乐不用，这一点分不出区别，谁再也有钱也不可能请一堆乐手在婚礼上吹拉弹唱，于此时那不是风光，那是丢人。
但是，除了这一点可以做到贵贱穷富一致之外，剩下的就都出现了区别。
比如结婚那天晚上去接亲，富裕一点的、身份高贵的，肯定是要有一辆马车。
再有钱一点、再高贵一点的，马车还得是专门的婚车。
更有钱一点、更高贵一点的，马车要涂成黑色的，马车的前面要跟着四个人，两个人捧着蜡烛在前，两个人给蜡烛挡风。
当然，车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这就弄出了差距，也使得攀比之风日盛，尤其是高柳这几年发展的不错都有了些钱财之后更是如此。
女方那边也一样，女方那边必须也得出车跟着。
这车当年不能回家，要在男方那里待够三个月，才能够完成“返马”之礼。
之所以是三个月，就是因为怕女人婚前怀了别人的孩子，那时候又没有验孕棒，所以三个月之后才算是真正完婚。
要是三个月之内发觉了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不是自己的，正好，女方的车在男方这边，女的直接坐车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婚嫁时候的衣服、用具、物品等等，都到处彰显着差距和差别。
马上就要又迁来一些人，为了让新迁来的这些人不至于产生一种身份上的差距，以及其余的一些原因，高柳这边的宣义部决定弄个“官媒”。
制定一个规范的、坚守规矩、尊重传统、表面平等、不至侈靡的婚礼流程。
要做到谁家结婚，表面上看都差不多。
要做到流程压缩，取缔一些不好的习俗。
要做到适当的喜庆场面，但又不至于为了婚礼花费太多。
要做到民众认可感觉和之前没什么改变，但又在不知不觉中改掉一些理性推论下的不合时代和道义的习俗。
所以便找来这些熟悉此道的媒婆，墨家出钱，搞一部分专门的婚礼用的马车、搞一些专门的从业人员、搞出官媒媒氏由此撮合牵线尽量早婚早育。
各种结婚的流程，统统通过官媒解决，下多少聘给多少嫁妆，你们闭上门说谁也看不到；婚礼的过程是公开的谁都看得到，那就做到基本一样大家都好看。
顺带着，如果婚期固定下来后，这些媒婆要给即将出嫁的新娘进行婚前的性的教育。
也就算是墨家出面，筹备了一个集婚庆、教育、典礼、牵线搭桥为一体的“公司”。
有些事，在泗上官方可以全部办了，力量充足，比如性的教育在学堂就完成了。有些事，在高柳就不得不调动民间的力量，官私合作，力求表面公平暗地移风易俗。
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也是“同义”的一部分。
一样的神话、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婚礼习俗、一样的道义、一样的法、一样的对世界的解释……唯有如此，才能把秦楚燕韩赵魏齐捏成一样的天下。
……
PS：战国时期，伏羲女娲的神话就已经在楚国成型，神话本身也是诸夏认同感的一部分。殷商的神权性质很重，上帝这个概念早就存在，但是周公和姜子牙很巧妙地保留了上帝、修正了上帝的概念，使得上帝不再单单是殷商的祖先，而变为整个诸夏的始祖先人，从而获得了神权的合法性。后来传教士西来，也算是很巧妙地借用了上帝之名，虽然蛋疼可恶，但就手段而言确实高明。除了类似于咖啡这样的音译词，意译词是本身早已存在但却被忽视，后来又渐渐仿佛成了舶来词，也算是文明衰落过四百年的一个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