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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谷贱利于工商，各种手工业品的成本被压到了底线，逃亡而来的人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万人口，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营作坊利润、商税、消费税，这是泗上地区税收的前三，第四才轮到土地税。
半强制推广的、利用旧时代公田制残余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农夫处在一种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组织、又可以集体经营。
工商业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税上做文章，因为墨家不是后发，而是先发，技术、组织、工商业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农业税进行原始积累的工商业追赶。
原始积累，总得有农夫吃苦，墨家不过是把这份苦，转嫁到了九州诸侯国的农夫身上，转嫁到了南海等地区的铜器邦国身上。
泗上缺人，于是抬高原材料价格，使得大型土地种植有利可图，勾引已经经历过一次政变的宋国小贵族圈地、驱赶农夫让他们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价高了、雇佣成本增加了，于是鼓励进口粮食，迫使本地的劳动力廉价，而转嫁的则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农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劳动力，于是墨家那些商贾商会在南海所做的“长工”贸易，填充开发淮北苏北。
泗上需要市场，于是对齐开战，强制土改，使得农夫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使得商品可以卖出去。
泗上需要黄金，于是在南海默许四百人攻下一个邦国，打包所有的宫室黄金。
泗上需要九州的文化认同，于是在南海以“有奴隶就是害天下”为名开战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邦国的贵族、巫觋、祭司等文化阶层全部枪决，以阶层斗争对抗当地文化，用当地底层斗当地上层，分给他们土地使得那座城邑成为墨家在南海地区的基地。
泗上需要把持贸易利润，于是勾引越国贵族利用农奴和封地的廉价劳力，生产蔗糖、海碱、稻米、茶叶，利用定价权和超额利润收购转卖。
泗上需要外贸利润，于是勾结赵国邯郸的工商业者看着公子章和公子朝内战，下注投资，抢夺对草原地区茶铁贸易的专营权。
泗上需要减少魏国方向的压力；继续扩张璆琳、丝绸等产品的市场，于是援助秦国建立冶铁作坊、运送军火、卡死南郑，引诱秦国往西，开展贸易，反正秦国可以当丝绸之路的二道贩子获利，丝绸之路的每一次获利，泗上的璆琳丝绸作坊就可以获利一次；用秦国的崛起减轻魏国方向的压力，秦国每在洛水方向增加一个士卒，泗上就可以减少部署在陶邑方向的一个士卒。
泗上不只是吸着九州的血在养军队、教师，更是靠着九州之外的在养。
工商业不足够发达、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的前提下，以先锋队模式依靠农夫搞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此时诸夏唯一可行的跨越式发展方式：若是工商业足够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们自己就夺权了，哪里轮得到墨家。
事到如今，泗上已经成型，对于泗上的整体利益集团而言，利天下除了统一，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劳动力、市场、土地、原材料的需求，都促使着统一九州……
每干掉一个贵族封君，就拓展了至少上千人的市场，就能多售出千百匹棉布，就可以解放了数百人的劳动力，所谓利天下，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已经有了惯性。
楚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售出的棉布不过才是泗上一地的七分之一，这已经让泗上的工商业者很不满了：于道义，干掉贵族那是消灭蠹虫；于利益，干掉贵族分掉土地使得农夫有剩余粮食消费，那是市场。
当道义处在制高点却又和利益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泗上没有军功贵族，但是却有比军功贵族更可怕的推动力：新兴资产阶级。
所谓利天下，就是按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天下。而这个意志，被墨家当做天志总结出来，并且作为现阶段纲领指导实施，这就是利天下。
资本意志的代言人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了，一群废物，打不赢封建王权，于是便需要“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先锋队，以大义号召和利益号召着农夫、奴隶、工匠、新兴市民阶层一起帮忙。
资本需要土地不属于血统贵族，于是血统贵族的存在是错的；资本需要单位生产力提升以扩大九州市场，于是消灭贵族进行土地改革是对的；资本需要泗上粮价降低，于是制法大会上禁止粮食进口法案被否决……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禁止粮食进口法案的否决，意味着泗上的统治阶层所代表的利益，不再是农民。
泗上走出了小农轮回的怪圈，否决了封建宗法仁义天下存在的土壤，沿着一条不扩张就会自爆的康庄大道一去不返。
比及二十年前的原始墨家，已经被适的修正主义搞的不成模样了：道的问题上和楚国道家称兄道弟，号称天志就是天道，天地自化之，道在宇宙生成的那一刻就已产生，而道产生之后，由道推动天地自然演化成了现在的模样。
天地之道，就是宇宙的力学法则，就是墨家天志的一种。
宇宙是如“太一生水”那样在矛盾和运动中生成的，但是因为“道”也就是“天志”也就是“力学法则”的存在，宇宙自然演化成了现在的模样。
而人类社会的自然演化也是天道，不经干涉总有一天会演化到“乐土”，只不过墨家总结出了规律，猛推一把；你们道家求自化，那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然演化当然正确，否则墨家“乐土”的合法性怎么解释？虽然你们求自化，我们求悟道悟天志而人为加速演化，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坐下来谈谈的朋友。
自化，太慢了，我看也别自化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天道、人道，一步到位。
法的问题上，把墨家的“君、臣民之通约也”发挥到了极致。
适鼓吹“君，是人又不是人。譬如一个人叫二狗，他是天子，那么他不是天子的时候，依旧是二狗。天子有两重属性，一个是人，一个是臣民之通约的法。但是法自己没有手脚，不会执行臣民通约的意志，所以需要一个君！”
“而君的臣民通约的那个属性，未必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可以执行意志的实体就行。哪怕一条狗，他要是有智慧可以执行法的意志，那么他就可以当君；如果一个墨家作出的机械，可以执行法的意志，那么机器也能当君。”
“所以，君的第一属性是通约之法，第二属性才是人。君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学派、一个邦国的所有部门，而非一定是一个人。”
适是极端反贵族的，所以为了防止“君、臣民之通约”的君主立宪制，他直接把君虚化为了国家机器，这不但是要“选贤人为天子”，而是直接进化到了“狗若能执行法的意志，狗都能当天子”。
并且利用这个概念，极力鼓吹他对“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理解。
用类似的概念，表示上，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所有墨者意志的体现，是一个执行机关，也就是墨家中央的执行委员会。主要是意志自己没有手脚不能自己动弹，所以得选人执行意志。
同样的，墨家的上，就是墨家中央的执行委员会；泗上的上，就是万民制法代表大会；天下的上，就是将来天下的代表大会。
那么这个“一同天下之义”，就是要做到九州是个统一的整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都需要“上下同义”，由下表达意志，由上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执行意志。
而“夫既尚同于上，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的意思，适表示“天志是可知的，虽然你们农夫希望粮价提升，禁止进口外部粮食，但是你们的义不合天志，这是有害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够完全地按照所有人的意志直接少数服从多数，那样是要天下大乱的，要在合乎‘天志’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比如那要是人人都同意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互相抢劫，那是绝对不能通过的法律，所以不能够完全由集体表达的意志作为上，要有‘天志’作为基础，并且在符合天志的基础上才行。”
“那么，怎么知道政策是否合于天志呢？这又需要看子墨子所言的‘三表’：社会的总财富增加了吗？大多数民众得利了吗？人口增加了吗？”
“政策制定之前，又怎么知道是否合于三表呢？这又需要说知之术，进行推断，而说知之术又需要专门人才进行掌握和推论，也就是墨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此掌握立法的最终否决权。”
这就是整个泗上的执政体系，一个完全的近代国家机器，论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能把周围的分封建制的邦国贵族打出屎来的国家机器。
一整套逻辑下来，适所修正的墨家就成了现在这般模样，和时代格格不入，却又充满活力。
说它万民制法，却又控制政策方向；说它同义，却又不管束太多，使得踮屣这样的民众喜闻乐见的舞蹈大行其道；说它自化，却又引领对联、鞭炮、餐桌、筷子之类的习俗；说它保守，男女牵手行于途、鼓励自由恋爱、鼓励早婚早育；说它自由，但为妓违法、乞讨违法、什伍制度、强制军役……
同义、平等、兼爱。
墨家从适主政宣义部到现在，一直遵循这三条准则，也就造成了这个光怪陆离在这个时代有些魔幻的泗上，开辟着诸夏特色的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运动能够成功的前提，是工商业者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自行搞掉封建贵族，以广泛的自由促使广泛的工商业者反抗旧制度——同义、平等、兼爱的前提，是工商业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够依靠广泛的自由促使广泛的反抗，而不得不以同义来组织先锋队夺权。
所以墨家和杨朱学派不对付，杨朱学派那一套，放在工商业极为发展、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那绝对好用，但现在用那就是找死，会被封建贵族打的渣都剩不下，学说都会被湮灭。
所以墨家和儒家不对付，儒家那一套，魔改之后只能走封建仁义宗法的路，以德为最高准则，注定了熬不过最惨烈的原始积累，太不仁义了；不魔改的话，实在是落后于时代了，克己复礼和墨家的义即利也完全相悖。
所以墨家和农家不对付，农家那一套，标准的空想，十足的劳动换来十足的商品，以劳动价值取代价格，达成没有利润的交换，保证农民利益，使之小农化，只能最终融合进封建仁义宗法之中，作为重农抑商的刀来用。
所以墨家和管子学派也不对付，管子学派那一套，标准的商业资产阶级手段，把整个国家当成全国最大的金融投机商，操控物价，依靠各种物价的操控充实国库，各种金圆券手段、高利贷富国，工业资产阶级发达还好，不发达就是作死。尤其是离泗上这么近，泗上的手工业发达，齐国照着管子学派这么搞，手工业被泗上远超，又离泗上这么近，很快就要变成买办政权。
所以墨家和名家也不对付，名家那一套的始祖，是邓析，靠着一张嘴，作为郑国最大的讼师，愣是扭转了郑国的法律。一大群律师、雄辩家掌握天下，墨家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墨家和兵家也不对付，兵家打仗有一套，但是打完仗怎么办？统一了之后怎么办？兵家避而不谈。
所以墨家和楚国道家也不对付，万物自化，自然法则，要是一切都等着万物自化，墨家所谓的乐土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天能达成，然而哪一天呢？鬼知道。千百年后，诸夏等得起吗？民众等得起吗？
所以墨家和郑国道家也不对付，道法自然，小国寡民，国家机器的出现是一切混乱的根源，于是就要退回到道法自然的自然状态，国民自治，每个人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执法权，那过于空想。
……百家争端，除了现在还没有完全成体系的法家，墨家可谓是和谁都不对付。
可要论起来，却又和谁都对付，都在吸收着百家的精华，化为己用。
道家的道，很好啊，万物自化证明墨家的乐土九重学说是合理的，是符合天道的。道先生而宇宙自化，完全就是包装成天志的“机械宇宙观”的翻版。对于社会发展的道，是无为自化等着自发演化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还是掌握了利益分析学说之后大力推一把，强行带进去？那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坐下来聊聊，互相进步嘛。
杨朱的利己，很好啊，但是要区分兼体界限，逻辑上讲，每个人最大化的利己就是兼爱，而不是说兼爱就不利己；利天下就是利自己，因为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这都是可以坐下来一起聊聊、讲讲道理的。
兵家的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很好啊，所以墨家同义的基础，就是数万义师，要战胜而强立使得天下服嘛，真理只在战胜之后。
农家的市贾不二价，很好啊，可以引动一下“利润”从何而来的思索，空想的美好未来是启发科学的美好未来的原初力量嘛。
管子学派的通货说、物价说、价格论、税收调节宏观调控、消费促进投资等，很好啊，可以节用来丰富一下经济学，使得在价格、通货、消费的基础上和墨家的国富学说融合，发展出合用的经济学基础。
名家的诡辩术，很好啊，和墨家的辩术融合，论证法律的意义、发展逻辑学。
至于儒家……儒墨争到这个份上，不是儒家没有值得学习的，而是儒墨之间是死敌，墨家特殊的组织结构使得巨子不可能去和儒家坐下好好谈，更不可能由巨子出面去学习，底下人去学管不到，可巨子要是去学，那这巨子也不用当了。
互相对骂“孔某”、“墨狄”、“禽兽”、“无父”的地步，再加上墨家的执政基础和代表的阶层利益，都使得不可能坐下来好好谈。
墨家上下也只能学习子墨子“非儒而称孔子”，对儒家的那套治国学说全力反对，但对孔子个人极为尊重，除了原则性的将来建设一个怎样的天下完全不听外，在做人、修身等事上还是要尊重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这一次百家应邀或是主动来到泗上将要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同义”，一种融合。
墨家这是在逼着其余百家站队。
要么你们自己分裂，弄出一些和墨家的学说相近的次生学派入住泗上，其余派系和墨家再不来往；要么大家一起坐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儒家代表不了诸夏、墨家也代表不了，百家学说出自诸夏，大家求同存异，一起为最美好的天下努力，搞政治协商，欢迎你们来泗上出仕。
而大辩论也是为了统一做基础。
最起码，宇宙观大家争来争去，那总得确定一个宇宙观吧？总合着不能说三晋那边认为天圆地方、泗上认为大地是个球、楚国那边认为太阳出于扶桑神树。在这个确定的基础上，确定和统一一些观念和基础，大家才可以继续辩论，要不然我说这是牛，你说这是马，那也实在辩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