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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道：“洪杨等谋逆，就是用饱暖均田来蛊惑愚民们跟从。可是金陵的匪首们何曾让这些乱民们饱暖，只是让整个东南流血破碎。徐陈等将这些无田的流民们从业安置，月供薪饷，倒也是个安民的法子，百姓衣食无忧当然就不会造反谋逆，那些少数不法凶徒断难翻起大浪。只是田亩有限，天下以农为本，这许多人弃农，国家根本摇动，恐怕难以久长。徐陈削旗人禄米养河南一地饥民，天下之大，如何可以如此效仿？”
彭玉麟道：“大帅有所不知，徐陈等并非全靠漕运禄米供养河南，本身禄米有限，供养北京旗人尚可，实不足以供养一省百姓，况且他们还在赈济直隶、山东的饥民，还要供应北方军队的军粮。现在他们的粮食、衣物等实在另有他途。”
曾国藩很有兴趣：“雪芩，你掌管水师和修造，两处都是有些道外消息的，不妨讲来听听？徐陈等是如何让治内百姓衣食无缺的？”
“大帅，说他们那里衣食无缺也过了，不过依卑职见闻，现在他们治下百姓生活在我们大清国应该属于好的地方。这倒应该是实情。本来河南地方财富远不如江南，徐陈等为乱之时就没有如发匪般抢掠杀戮富户士绅，而是劝导加强制实行减租减息，让富户与穷人共生。”
曾国藩略一思索：“这个倒是妙计，对那些大户其实也是个保持富贵的长久良法，只是那些大户未必会领情。”
“是的，但是兵威之下多数还是屈从了，少数反抗者还是被他们镇压，土地、浮财没收充公，另外有些横行不法罪恶昭彰的大户也被他们加罪以收民心，这些收来的公田又廉租给了田户直接缴租给他们增加官用之资。”
曾国藩沉吟道：“虽说圣人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田亩有限，他们要养军，要养官，还有如此多的弃农从末业之人，这粮食毕竟还会不够的。”
“大帅，他们兴办的那些工厂除了军用之外，其实很多还是很赚钱的，许多制造之法皆采用洋人制造之术，比如采矿、织布都是用洋人机器，其中许多制作奇巧之物连洋人之国也未必就有。这些多数都是他们开办的那个武胜大学里面的研习所研造后再付诸制造，一些士绅大户争相参股。比如肥皂、火柴、卷烟最近还造出的那种极为便利取火的打火机、还有玻璃等等都大发其财，无论官办民办官民合办都给他们赚到了大批钱财，远非江南农业财富可以比拟。就是那新修造的铁路，因为比便捷运载量大，也是财源滚滚，大帅试想，过去从信阳到洛阳需要路途跋涉许多日子，沿途花费盘缠不是小数，而现在乘坐火车，一日一夜可到达，想必之下，那车资就微不足道了，更何况省却了沿途多少危险，运送货物的情形就更不必多说了。他们手中集中如此巨大的钱财，采买粮食自然也十分便利，因此他们那里的粮价倒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