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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权利宣言
武装平民，只是军事管制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情。
十月二十三日，罗耀武正式向一百多支敌后抗战游击队出邀请，让他们派人来北京磋商作战事务。
一周之后，一百多支游击队的代表全都到了北京。
与上次一样，来的几乎都是各游击队的最高指挥官，至少也是二把手。不管怎么说，罗耀武的威信摆在那里，加上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始武装平民百姓，等于把枪杆子交到了民众手中，对游击队也是很大的鼓舞。
更重要的是，各游击队的指挥官都知道，游击队能否真正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一支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并且通过抗战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还得看北京保卫战。只有守住北京，游击队才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可以说，解决了政治分歧之后，游击队才能成为真正的抗战主力。
在十月三十一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不是罗耀武，而是陈必时。
当然，这也是罗耀武的意思。除了给予陈必时充分的尊重之外，罗耀武也知道，与陈必时相比，在正规军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北军之外的其他军队中，他还差得远，没有像陈必时那么广泛的号召力。
要知道，抗战绝不仅仅是东北军的事情，只有全体军民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的刘诚志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游击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且宣布游击队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也就是合法的武装力量，因此拥有军事武装组织的权利。
刘诚志的这一态度，使得原先僵持了数个月的局面得到了重大改观。
虽然在会议上，仍然有不少游击队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只是战时机构，只能决定战时事务，在战争结束之后，游击队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证与保护。对于这个问题，刘诚志的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那就是，只要军事管制委员会还在行使战时权利，游击队的权益就能得到保证，而对游击队进行改编，将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件大事。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在战时情况下，要对游击队进行改编，就只能以谈判的方式进行，也就只有在充分尊重与保证游击队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对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也就无法解除战时状态。
由此可见，刘诚志实际上给予了游击队最大的权限。
这个答复，也让绝大部分游击队代表感到满意。
不管怎么说，刘诚志表态之后，已经把自己与游击队绑在了一起，也就等于将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与游击队绑在了一起。要知道，罗耀武与陈必时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因此游击队的权益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
只不过，仍然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根本『性』质。作为战时机构，肯定是临时『性』的权力部门，不具备长期合法『性』，因此军事管制委员会赋予游击队的权利，也只具有临时『性』质，在今后得不到保证。
受此影响，一些游击队代表提出，应该以宣言的方式，确保游击队的权益。
毫无疑问，这已经出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权利范围。
要知道，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代替最高统帅部，在某一地区施行最高统治权。虽然军事管制委员会受到地域限制，但是作为最高权利机关，任何政治宣言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如此一来，只要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表了“游击队宣言”，就等于最高统帅部承认了游击队的合法权益，到时候其他战区的游击队就将效仿。即便战火还没有烧遍全国，可是敌战区已经占到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除掉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偏远地区，敌战区差不多占到了大6地区的二分之一。从人口上看，敌占区内的人口过五亿，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任何针对游击队的宣言，都将对百分之四十的中国人产生影响。
实际影响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即便对于中国当局实控区的民众来说，针对游击队的宣言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别的不说，游击队代表就明确提到，必须承认武装力量归公民所有，而不是归统治集团所有，而且『政府』只是代表公民实施行政统治，因此得由公民选举产生，并且受到同样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监督与约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也就是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得像所有公民一样，尊重国家的一切法律。
事实上，这正是限制了统治集团的特权。
对后方民众来说，肯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对最高统帅部来讲，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能忽视游击队的要求，特别是在北方战区，就算罗耀武并不完全赞同游击队的提议，毕竟罗耀武并不是一个有着崇高政治觉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军人。在他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抗战时期都没有多大帮助。为了凝聚国家的抗战力量，集权、甚至是**都有必要。只不过，罗耀武也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军人都没有政治觉悟。
在这个时候，陈必时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在连刘诚志都认为不应该向游击队做出太大让步的时候，如果没有陈必时的坚持与支持，恐怕这次谈判又将破裂。
经过两次磋商之后，陈必时最终说服了刘诚志与罗耀武，向游击队做出让步。
只不过，陈必时也有自己的一套，没有完全采纳游击队代表提出的方法。
按照他的提议，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可以与游击队表联合宣言，但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宣言，都不能仅仅针对游击队，而要整队全体军民，即同等对待。如此一来，宣言就不能仅仅保证游击队的权益，而要保证全体军民的权益，也就是包括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与平民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权益。
为此，陈必时提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即游击队本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员组成的，既有军人与民兵、又有农民与城市居民，而且游击队员家属的身份也非常复杂，如果仅仅只针对游击队本身的权益，必然损害其他公民的权益，使得与之相关的任何宣言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也就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结果可想而知，站到人民对立面上的游击队，肯定无法生存下去。
必须承认，陈必时确实很有口才，而且在辩论的时候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陈必时的努力，游击队代表才做出让步，最终同意以联合宣言的方式来确立游击队存在的价值，以及全国抗战的根本目标。
毫无疑问，在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伟大人物。
谈好基本条件之后，刘诚志就委托陈必时，全权负责起草宣言文稿。
当然，这不是陈必时一个人的工作，参与起草工作的还有四十七名游击队代表、二十八名正规军代表、十四名民兵代表、二十三名『政府』代表与三十九名平民代表。当然，真正起到作用的也就那么四五十人，其他的都只是见证者。
经过一周努力，十一月九日，《权利宣言》正式布。
这份正式名称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与公民权利保障宣言》又被称为《北京宣言》或者《权利宣言》。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扭转了抗战局面，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宣言。
正是这份宣言，全面激了炎黄子孙的抗战漏*点。
也正是这份宣言，宣告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当然，谁都知道，这份宣言的意义绝不仅仅于此。
从政治上讲，《权利宣言》表之后，以刘诚志、陈必时、罗耀武为的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就与由管远山控制的中央『政府』分道扬镳了。虽然在接下来的抗战岁月里，北京当局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中央『政府』，并且听从最高统帅部的调遣，但是在现实中，北京当局一直将《权利宣言》当成基本纲领，并且以此指导抗战。
从现实来看，《权利宣言》的最大好处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为北京保卫战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别的不说，在该宣言表后的十天内，就有近五十万民众自返回北京，参与北京保卫战，而且大多是青壮年。
当然，这份宣言也彻底消除了北京当局与游击队之间的隔阂。
到北京保卫战结束的时候，敌后游击队的规模扩大了近十倍，还动员了敌占区内的近亿民众，游击队也因此在北京保卫战中做出了不亚于正规军的巨大贡献。
即便从军事角度讲，《权利宣言》也是保卫北京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