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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危机的根源
“不管用什么办法变法，首先要解决两个原动力的问题。”赵明诚笑道，“皇帝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他颇有深意地看了李虎一眼，接着往下说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士大夫的问题。”
“士大夫变革，首先来源于思想领域，一些士大夫心忧天下，志在变法强国，于是提出了变法的理论和变法的策略。从过去几十年的变法历史来看，大宋只有文荆公的新学和张载的关学在学术思想上有强烈的变法强国的愿望，而新学在变法策略上较为激进，我们称之为‘顿革’，关学的变法理念则相对比较温和，讲究循序渐进。”
“新学是新党人士变法的理论基础，不管新党内部有多少派系，在这一点上却保持一致，这也是新学成为大宋官学的原因。”
“我们如果继续变法，继续以新学做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继续坚持文荆公的变法策略，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党人士，而新党人士大多为南方士人，基本上和蔡京一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太上皇下台后，蔡京一系遭到杀戮和驱赶，但其基础太过庞大，不管在汴京还是在地方，都有着强大的势力。现今蔡京一系承担了大宋陷入深重危机的全部责任，其变法策略和新政政策正在陆续废弃和修改，由此牵连到了文荆公，他的新学理论和由他提出来的新政策略也遭到了质疑。”
“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以文荆公的新学为官学，继续推行文荆公的新政，显然不合时宜，不但得不到汴京的支持，也得不到北方士人，尤其是元佑党人的后代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的支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这么做也等于是在为蔡京辩护，为蔡京恢复名誉，为蔡京的新政辩解，这是逆流而上的行为，必将遭到全天下人的反对，其后果可想而知。”
“至于旧党，不管是元佑党人还是元佑学术，都是坚决反对变法，或者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所以，元佑学术和元佑党人更不能用。”
“我们要坚持变法，不变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兴之期，但反对变法的元佑党人和元佑学术不能用，新党人士和新学也不能再用，我们必须起用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和以此种学术理论为基础的变法策略。”
李虎眼前霍然一亮，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赵明诚的变革思路果然与众不同。
“叔父，你刚才不是说，要坚持以新学为官学吗？”
“我说的新学，不是文荆公的新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赵明诚笑道，“即使要用文荆公的新学，那也只能是借鉴，或者干脆改头换面，用文荆公的新学为内核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
“当年文荆公为了推行变法，创立了新学，而更早的大汉王朝，董仲孙更是创造了新儒学以配合汉武帝的变革。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凡变法必须以学术思想为基础，并以此学术思想培养实施新政的人才，这是变法成功的不二法则。”
“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继续用文荆公的新学和他的新政来变法，显然不行了，前有党争之祸，后有蔡京之败，文荆公的新学和新政在大宋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强行推行势必引来巨大的阻力，即使那些有心变法的人，也会因为昔年的仇怨而抵制变法。”
李虎连连点头，非常同意赵明诚的说法，但虎烈府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变法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吗？这显然不可能。
“叔父，你的学术思想是什么？”李虎望着赵明诚，心想你在这件事如此用心，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学术推出来？如果你有自己的学术思想，那我不惜代价也要让它成为官学。
“我？”赵明诚略感惊讶，随即明白了李虎的用意，和李清照相视而笑。李清照在得到李虎的承诺后，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也逐渐接受了赵明诚的说法，的确，目前情况下若想尽量避免党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旧两党全部排除在朝堂之外。
“我学的也是文荆公的新学。”赵明诚说道，“不过，我主要从事古经文的研究，多年来，我也有一些心得。”
赵明诚虽然学的是文荆公的新学，但主要搜集金石铭文，研究古代文字，从事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等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前有欧阳修的《集古录》，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代皇帝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恢复礼制是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疑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时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公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荆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谓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于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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