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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州时，彭城王刘义康就性好吏职，加之为人生性聪敏，虽然府州事众，狱讼繁多，但他都能随问对答，竟无违谬。等到入京以后，他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已经把司徒的位子让给了他，但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王弘还是扬州刺史。
每每在茶余饭后，彭城王刘义康就有意无意地对左右说：“先帝遗言：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可配置甲士千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虽居宰相之位——司徒，但扬州刺史仍属他人。这话渐传渐远，直至王弘兄弟耳边。
那王弘原就志存谦退，只是皇上不许，才不得已任扬州，如今听了这话，于是再次上表求退，认为自己身荷重任，四载至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无古人进贤之美。皇上得表后，优诏不许。无可奈何，王弘就常常托病请假，众事都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去办。
尽管如此，彭城王仍觉得自己不够名正言顺，加之王弘弟王昙担任侍中，是皇上的亲信，在宫中分了自己的权任，因此其不悦之情往往形于辞色。他曾经这样对左右说：“王公久病不起，国家多事，北有强虏，神州怎能卧病而治！”这不仅让王弘感到忧惶，且连其弟王昙也深感不安，于是王昙上表求外任，要求东行出任吴郡太守——虽然这之间相差两个品级。这当然不会得到皇上的批准。
先帝当初北伐后秦，刘义隆以十岁之龄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先帝任命王昙为府功曹，辅佐他；后来刘义隆镇守江陵，先帝又让王昙任长史，并且告诫他说：“王昙沉着坚毅有气度，是宰相之才。你每事都当咨询他。”少帝被弑，王昙又力劝刘义隆入京继大位，是刘义隆之宋昌；入宫以后，他成了刘义隆的左右手。朝廷平定了谢晦，在一次宴会上，刘义隆举杯为王氏兄弟劝酒，拍着御座说：“无卿兄弟，此座哪有今日！”其时，准备为王氏兄弟封爵的诏书已经写成，刘义隆令左右拿给王昙看。王昙说：“近日之事，祸难将成，但凭陛下英明果断，因此罪人得戮。臣等虽得以仰凭天光，效其微力，但哪可因国家之灾以为自身之幸！陛下即使想私宠臣等，但将如何面对直史呢？君举必书，哲王所慎！”刘义隆不能劝止，为兄弟二人封爵之事才停息下来。
此时王昙固求外任吴郡，刘义隆虽然还不能深知就里，但他估计这和其兄王弘为人谦退是一回事，于是对他说：“岂有欲建大厦而弃其栋梁的呢？贤兄近来屡屡称病，固辞扬州。纵使将来答应了他，这扬州之任非卿而谁！”王昙闻此言，心中默念不敢当。
求外任吴郡不成，王昙又建议其兄减扬州府兵力之半配给司徒府，这样，彭城王刘义康才稍感满意。
自东晋时起，人们习惯上称朝廷禁省为台，禁城为台城。这台城原是孙吴时的后苑城，晋成帝司马衍时改作新宫，直至刘宋以来一直都作宫城。它地处钟山之侧，东有平冈，西有石头城，北依玄武湖以为险，南拥秦淮河、青溪以为阻，是诸葛亮称为“龙盘虎踞”的帝王之宅。在台城的西南，有一座西州城，那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在台城的东南，有一座东府城，东府城周长三里十九步，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也是京都的城防要地。它原是东晋司马道子的私人府第，司马道子以司徒的身份兼任扬州刺史后，仍住在东府城，后世习惯上都称它叫东府。从此以后，它就成了宰相兼任扬州刺史的办公处所。
现在，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就住在东府城，虽然他还不是扬州刺史。
东府城南邻秦淮河，其西侧是穿越建康城而过的青溪。从东府城到都城东侧偏南的清明门外的青溪沿岸，是景色优美的风景区，那里布满了世家大族的园林邸宅。二十一岁的司徒毕竟是年轻的，他每每走过从东府城到清明门、从清明门到东府城这段路的时候，看着那些仕族豪门的华丽气派，他都觉得……毕竟，东府城也属皇家。它年久失修，和那些仕族的豪宅相比……
当彭城王把想要改建东府城的愿望告诉了皇上之后，刘义隆就和他谈起了四十年前王彪之的故事：
其时谢安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见宫室毁坏，谢安就想重建它。王彪之说：“中兴之初，元帝、明帝在东府城即位，环境极其简陋；苏峻之乱，成帝以兰台政事堂为宫室，因难蔽寒暑，这才重建宫室。和汉魏的宫室比，如今的宫室的确俭而狭，但不再简陋，只须做一些增益修补就够了。再说，当今强寇未灭，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必大兴土木，劳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不壮观，后世会认为今人无能。”王彪之说：“掌天下事，应保国家安宁，朝政公允，怎能以大修宫室为能呢！”谢安无言以对。直至王彪之病故，宫室都未作改建。
彭城王的意图，与刘义隆务求节俭的作风不相一致，刘义隆就用王彪之的话来阻止他。后来彭城王降低了要求，说只是对东府城作一些修修补补，并非要作伤筋动骨的改建，刘义隆就不好再说什么，加之入京后的这段时间里，彭城王又的确表现出了卓越的吏治才能，深得朝野赞誉，于是就批准了他的要求。
在挖掘东府城城北的沟壕时，军人们意外挖出了一座不知哪个朝代的古坟。坟中除了材瓦铜漆之外，还有甘蔗节、梅李核子以及瓜子瓣，又有用以殉葬的木偶二十余枚。
彭城王就把这无名坟的主人改葬在东冈，用猪、酒来祭奠它，又让法曹参军谢惠连写了一篇《祭古冢文》。祭文文辞优美，深得文士们的赞赏；不仅如此，后来连皇上见了，也赞赏它，且说谢惠连是谢氏又一文才，当然，皇上也没有忘了赞赏彭城王为无名坟改葬的善行。
谢惠连是谢灵运的族弟。其父谢方明在高祖代晋称帝以后升任侍中，永初三年出任丹阳尹，后来转任会稽太守。谢惠连幼时即聪敏过人，十岁能文，深受族兄谢灵运的赏识。谢灵运在少帝时受徐、傅排挤，于是辞官东归为山泽之游，这时谢方明正任会稽。谢灵运在拜访叔父时，对谢惠连大加赞赏：“阿连有如此了不起的才情，而阿父把他看作庸常之辈，可惜可惜！”于是邀谢惠连同为山泽之游。时人把他和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璇称为谢灵运的“四友”。
谢方明视儿子为庸常之辈，是因为他觉得其子为人轻薄：惠连曾经爱上其父属下的一个叫杜德灵的郡吏——即古人所谓“龙阳之好”。元嘉三年谢方明死后，惠连又为杜德灵写了十多五言诗，不久这些诗又被好事者传抄而流行于世。尽管他出身仕族，但当权者因他有龙阳之好而弃之不用——同性恋在今天尚且不被看好，在那个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直至成年，他在仕途上仍然一事无成。
等到随谢灵运东游，谢灵运对他却大加赞赏，并说：“每有篇章，对惠连则能得佳句！”谢灵运曾在永嘉西堂思诗不得，整日愁闷，夜间梦见惠连，于是写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成后，谢灵运得意地对左右说：“此语有神功，并非我的诗句啊！”
前不久，侍中殷景仁侍帝闲坐时，皇上提及谢灵运临行前的劝伐河北，由此而谈及谢诗，又由谢诗而谈及谢惠连。因赏爱谢惠连的才华，殷景仁趁机对皇上说：“臣小儿时就见过那十多五言诗，而传闻都说是谢惠连所作，恐怕是以讹传讹了。”刘义隆一向信任殷景仁，听了这话，就说：“若果真如此，那应该起用他。”这样才让他做了彭城王司徒府的法曹参军——县令一样品级的小官。
东府城修缮完毕之后，刘义隆就和在京的六弟南郡王刘义宣，七弟衡阳王刘义季，以及刘家兄弟们所敬重的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其子徐湛之等人一同前往庆贺。
在东府城，刘义隆已不再是身着朝服的帝王。像往昔家人团聚时那样，他仍然穿戴着白衣裙帽；朝堂上的礼仪，已完全被“姐弟”、“兄弟”所取代了。席间，你斟我酌，欢声笑语。一时间，东府城内热热闹闹，百无禁忌；姐弟子侄们都感到轻松愉快，刘义隆也尽享着家人团聚时的天伦之乐。
宴后，他们又在东府城内转悠了一圈，消食，观赏。但不是像往日那样群臣簇拥着皇上，而是兄弟子侄们拥戴着长公主，一路说笑。见城内所修建的楼台亭榭，大方而得体，并无奢靡之象，刘义隆也面带微笑，不时地问这问那，彭城王的回答，也让他觉得这几年镇守江陵，使弟弟在许多方面大有长进。加上此前朝臣在他面前对司徒为政的赞许，刘义隆这才真正觉得，让彭城王回京入辅这着棋是走对了。
在回宫的途中，刘义隆还沉浸在家人团聚东府城的欢愉气氛中。他想，还是自己的兄弟更让人放心，虽然王弘兄弟是尽力的，也是真诚的，但无论如何，王谢等世家大族，与刘宋王朝总隔着一层。这一层，是在江左百余年来重门第的风气下形成的；这一层，也不是靠重用出身寒微的到彦之、徐爰这一两个举动就能够把它捣碎的。
现在，彭城王既能如此，朝廷诸事自己也可无忧了；这样，自己的精力就可集中在北伐这件大事上。
这时候，刘义隆感到自己的臂膊似乎有了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