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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思量，刘义隆仍然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皇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出面了，这才有了定夺。既定了由江夏王出镇，而前往辅佐的人又成了难题，刘义隆久思不得，就召见王弘、殷景仁连夜入宫，共商此事。二人心中似已早有筹划，入宫后，也未费多少唇舌，就共荐现守母孝在家的前侍中刘湛。
刘湛时年三十八，他为人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熟前世旧典，年少时就有宰世雄心，常自比贤相管仲、诸葛亮，但他不爱作文，不爱谈议。先帝时，彭城王义康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刘湛任长史、梁郡太守，辅佐义康；其后庐陵王义真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又以刘湛为长史、历阳太守，辅佐义真。其时二王皆年少，因此府州的军政大事都委任刘湛处理。
刘湛执法刚正严峻，官吏贪赃百钱，就杀了他，因此部下无不闻之股战。在历阳，时值先帝丧期，而庐陵王却违背礼制令下属摆设筵席，刘湛严词禁阻。不得已，庐陵王就令左右亲信在卧室内偷偷摆上鱼肉珍馐。遇刘湛闯入，庐陵王知道躲不过他，就命左右劝刘湛入座，刘湛正色对庐陵王说：“殿下今日不应设此筵席！”庐陵王感到惭愧，说：“天大寒，一杯酒有何伤。刘长史也不是外人。”左右奉酒至，刘湛推手阻止，说：“殿下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待人！”庐陵王羞惭垂头。
尽管王弘、殷景仁都力荐刘湛，但刘义隆对刘湛是否能约束住江夏王仍心存疑虑。他不是担心刘湛是否有辅佐之才，而是担心江夏王能否处得好主相关系——诸侯王是主，辅佐他的人是相。如果处不好这层关系，那么，荆州这国家的根本所在，将影响到整个社稷的安危；再说，不久将兴兵北伐以收复营阳王时所丢失的河南之地，万一荆州出了岔子，那局面将难以收拾。
刘义隆甚至想改派七弟衡阳王义季去镇守荆州。义季是自己最喜欢的弟弟，他虽只有十四岁，但他曾随自己在江陵呆了四年。派他去，再配以刘湛为辅，也许比派江夏王去更合适。
这也正是当年先帝宁肯让年仅十岁的庐陵王担任扬州刺史，也不愿把扬州交给能力有限的兄弟刘道怜：太后曾因此问先帝，道怜是你的布衣兄弟，如何不让他任扬州？先帝说：“寄奴于道怜，还有什么可爱惜的？但扬州是国家根本，事务繁多，这不是道怜所能胜任的。”太后又说：“道怜年过五十，难道不及你十岁儿吗？”先帝回答说：“车士虽任扬州，但事无大小，皆由寄奴亲断；而道怜年长，他若不能亲断扬州事务，将影响他的声望。”——车士，庐陵王的小名。听了这话，太后才不再坚持。
现在若改任衡阳王，政务由刘湛主持，衡阳王也可跟着刘湛学一学吏治，将来或可大用；而由江夏王镇守……江夏王为人骄奢，他若不买刘湛的帐，其结果又会怎样？但无论如何，会稽长公主已出面，况且，依兄弟行次，也应该由江夏王镇守。再往好处想，环境造就人，这也正好锻炼锻炼他。
事情或可往好处想，但方方面面又不可不预防。
就在江夏王离京赴任的前一夜，刘义隆知道自己既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位兄长，于是他就亲笔写下了一封长信，从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一直到判案决疑，甚至连自己若遇不测之事江夏王则该如何敬顺“行周公之事”的兄长彭城王，都一一嘱咐到：
“你在十七之龄就亲历方镇。如今天下艰难，家国事重，我辈虽说是守成，实际上也不易。国家之兴衰安危，都在我等身上，怎能不感念大业，深惧重任？今既临别，将来相聚之日不多，再难如往日当面规劝；你应深自磨砺，凡事三思而后行。开诚布公，待人公平，礼贤下士，善待佳朋，识别贤愚，鉴察邪正，这样才能尽君子之心，收下人之力。
“你生性聪颖，有日新之美；但在德业方面还嫌不足，这一直是我深感遗憾处。你性情偏激，袁太妃也如此说。一旦性情偏激，往往一意孤行，这最易坏事。你应慨然立志，多加自我抑制。
“现在粗列十余事——远大者或细碎者也不能一一说到，你到江陵后可细细阅读。
“礼贤下士，是圣人训诫；骄奢浮夸，是先哲所非。豁达大度，是汉高祖之德；猜忌偏激，是魏武帝之累。《汉书》称赞卫青：‘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待小人有恩。’西门豹性急，佩戴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佩戴弦以自警。关羽张飞，性同偏激；言谈举止，深以为鉴。
“他日我若遇不测之事，太子年幼，彭城王应行周公辅佐之事，你不可不尽敬顺之理。你若有异见，应私下进言；若显露张扬，则千万谨慎！到了那时，国家命运都取决于你和彭城王二人。勿忘我言！
“今已增加袁太妃供奉之资，足够诸方面费用，此外无须再有所求；你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俭，更美。
“荆州地域辽阔，事务繁多，你常应早起，接待宾朋，不要有所留滞。判紧急事务毕，然后可入内问讯，观颜色，审起居；问讯完毕即出，不须久停于内，以免荒废众事。午后及夜晚，自有余闲。
“江陵官府以及园池亭榭，都是我所熟知，理应无需改作，司徒也如此说；若为便于左右起居，只需小小改易，也应以始至一次为限，不可日求新异，反复劳作；反复劳作，则劳民伤财。
“大凡审理案件，多取决于当时，通常难以预测，这的确不易。你对此尚不熟悉，难免处置不当。审案前一二日，可取卷宗私下与刘湛辈共同讨论，则大不相同；至审案日，你应虚怀若谷，切不可因一时喜怒定刑。
“能择善而从，美自归己；不可独断专行，以此夸耀一己之明。万一如此，必有大悔。非仅审案而已，君子用心，自不应如此。刑狱不可滞留，一月之中可二审。
“凡事都应缜密，也应预告左右。下属有至诚，所言不可泄露，以免负人诚心。古人言：‘君不密
则失臣，臣不密则****’。下属或相互诋毁，你切勿轻信，每遇此事，当细细察之。
“名器应深加护惜，不可轻易假人。你对左右，或授官，或赏赐，尤应斟酌；我对左右虽然少恩，但如闻外议，不以为非。
“以贵凌人人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等事易明了。
“声乐嬉游，不可过度；赌博酗酒，千万勿为。供用养身，都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应服用。你之嫔妃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江陵，不可匆匆再有所纳娶。
“又，你应多多引见僚佐。主臣自应相见，相见不多则彼此不亲，彼此不亲则无因得尽人力，人力
不尽，则无以尽知众事。广泛引接下属，既有益你之见闻，对言事者，也增其声望。”
信中提及的袁太妃，是江夏王的生母。
这是刘义隆即位以来第一次写这样一封长信。过去写过，那是在远离先帝镇守江陵时写的，信的内容是详尽地向先帝禀报在江陵的方方面面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不同了，他是帝，他更像一个长辈。他实在是因为弟弟的出镇让他放心不下，所以他才在信中反复叮咛，告诫再三，大事小事，林林总总，写了一纸又一纸。拟了草稿后，他又重新用仿王羲之的隶体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直到夜半鸡鸣。
平心而论，刘义隆在信中对弟弟的告诫，小至声乐嬉戏、接人待物，大至审案授官、处理政务，甚至有对自己若遇到不测的后事安排，可谓周全备至。由此也可以看出，元嘉年间社会生产得以展，国家实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富足安定——史臣赞美其为“元嘉之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次日，刘义隆的大驾亲自出城为江夏王义恭送行。
到秦淮河边，在祭拜路神的祖道仪式之后，刘义隆又特意把刘湛邀至玉辇中反复叮嘱，刘湛也一一点头应承。这时，刘湛已被拜为南蛮校尉，兼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晋宋之际，每当幼王临藩，军府和州里的事务都由辅佐他的大臣全权处理；刘义隆担心的，正是义恭已经十七岁了——他已经不是幼王了，他可能会自己作主，这样就很难处理好主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