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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灵运因为仅能侍奉皇上谈赏诗文得不到重用而心怀怨愤，怨愤渐渐形于辞色的时候，担任着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的王弘，他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这时候，朝中受重用的，除了王弘，只有其弟王昙和侍中、中领军殷景仁了，——王华已在上个月病故。.王华病亡以后，王弘兄弟都感到了位极人臣，任遇过重，惩此前徐、傅等震主之威，他们因此而深感忧虑。
这正是前人所谓“位卑有沟壑之忧，位高有危殆之惧”。
不久，平6县县令成粲，一个素不相识的局外人，给当今宰相——司徒、录尚书王弘寄来了一封劝退信：
“势之所处，非亲不居。因此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朝权之要，任归二南，此前代之典范，当今之明辙。明公位居宰辅，天下俱瞻，劳苦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任京畿，功实盛大，无人能比。然而天道贵谦，宜思损抑。彭城王德才兼备，帝之贤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入主朝政，辅佐圣皇；竟陵王、衡阳王春秋已长，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协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兴，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柏长久，名垂万代，岂不美哉！”
成粲敬告王弘如今功劳巨大，就应该考虑谦退，以便安度晚年——言外之意是什么当然很清楚了；而陛下之贤弟彭城王德才兼备，应该入主朝政，另外两位皇弟竟陵王义宣和衡阳王义季年已渐长，也应该出据藩镇，做国家的拱卫。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就会天下太平，灾难不生。
小小县令，却是一个颇有见识的人，当然，他也是以古为鉴。
接到成粲的来信之后，王弘更加惶恐：身处要地，不仅仅王氏兄弟自感不安，天下之人也因此震惧！
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次日一大早，虽不是朝会的时候，但王弘已恭候在太极殿前。在拜见皇上之后，他先从竟陵王义宣、衡阳王义季两位皇弟年龄已大应出据列蕃说起，然后又盛赞彭城王义康的道德、才干，应入京辅佐，最后才说自己年过半百，病魔缠身，心力交瘁，不堪重负。
对他的建议，刘义隆只是说尚须时日，眼下不烦以此为虑；对他的求退的话语，刘义隆只是劝慰一番，并未认真看待此事。
元嘉五年春，大旱。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天象气候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联系在一起。像许多朝廷要员一样，王弘也认为天降灾害，是上天对人世权力失据、触犯上苍的一种惩罚——所谓“权力失据”就是他们兄弟占据了原不该占据的位置。于是，诚惶诚恐的王弘再次上表，引咎退位：“阴阳不调，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这都是因为“政有失德，咎征必显”，“寇窃非据，谪见于天”。
刘义隆接了表疏之后，王弘又面辞，态度坚决，刘义隆拗不过他，只得稍准其意：降他的侍中、录尚书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这样的降职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这并没有触及其痛痒：他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司徒、扬州刺史。
平6县令成粲的进言，是要皇弟彭城王刘义康回京入辅，劝司徒王弘功成身退。王弘惩徐、傅覆亡之鉴，借亢旱之灾上表求退，皇上虽部分恩准，但很有限：彭城王仍在荆州，王弘仍是宰辅。
几年前，左光禄大夫范泰在徐、傅当政时，因准备上书皇上建议恢复庐陵王爵位而遭到儿子的反对，其事未成。如今，范泰年事已高，但耿介之气未改。在家人的陪伴下，他不顾高龄，驱车来到王氏府邸。见范光禄来访，王弘快步恭迎，亲扶范光禄轻缓下车。
才落座，一向直言的范泰也不绕什么弯子，始一言，就直奔主题：
“天下事众，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应当深思降抑。彭城王，帝之次弟，应征还入京，共参朝政。”
范泰的来访，并无什么新意，但言简意赅。也许，重要的是，不在于范泰带来了什么，而在于范泰的亲自到来。这再一次使王弘不能安坐。王弘再一次上求退表，以为当今旱灾之因，是“宰辅之失”，故“上天谴之”，又引经据典，力请陛下使彭城王回京入辅：
“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周王朝是后世的典范：周公、召公辅政。
刘义隆先是坚决不许，以为“王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使朕安居垂拱”，现在王公固辞，贤相离位，岂不是告示天下朕之不德吗？后来见王弘求退心切，反复至于再三，于是不得已，刘义隆这才下诏，“敬从司徒之所请”，然后召彭城王义康回京入辅，参赞机务。
元嘉六年春，彭城王刘义康告别了镇守三年的江陵，回到京都，代替王弘任司徒、录尚书，兼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与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复任侍中，兼扬州刺史。
彭城王回京以后，接替他的又是谁呢？
按照先帝遗言，荆州是国家根本，不可使外姓居之。这样，继任的，依兄弟行次，就该是皇上的五弟、年仅十七岁的江夏王义恭了。江夏王自幼受先帝宠爱异常，他虽也涉猎文史，但那养成的骄奢之性，对一个镇守国家重镇的主帅来说……这让刘义隆颇费踌躇。